《【硬核经济学3】现在就业难、失业快的本质原因：以美国为例》文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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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为什么越来越少？
工作为什么越来越少了？为什么人们越来越容易失业了？为什么人们的生活状态越来越不稳定了？在过去十年的美国社会学界，这个问题显然是最紧要，也最和美国内外的人们息息相关的问题之。
事实上，在今天的欧美学界，对就业不稳定性，即所谓Precarity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了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的一大重要支流。随着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策潮流的兴起和制造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移，社会学家们普遍发现，尽管美国的传统就业指数没有发生剧变，但美国人实际的就业状态、工作环境和工作预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随着外包工作、离岸雇工、临时工制度等灵活用工制度的出现以及劳资关系在经济、法律、政治层面上的不对等权力关系的演变。学者们发现，美国工人们的工资涨幅降低了，被突然开除的风险却提升了，美国工人再就业和转业困难等问题也出现了。
简而言之，美国工人们不仅更容易失业，而且失业之后无法获得合理补偿，寻找下一份待遇相同工作将变得极其困难，最终极有可能被迫从事与本身职业能力毫不相关的灵活化和外包化工作以延续生存。在美国08年金融危机后，就业不稳定问题引发了几种核心的危机。比如：为了应对工资紧缩和失业风险，私人债务率不断上升；作为社民妥协制度下合法协商伙伴的美国工人协会的消失；美国工人文化的彻底死亡；抵押品赎回权的大规模被取消；超额的学生债务和医疗债务包括福利制度、私营监狱和警察在内的人口控制新方法。
的确，没有比各种债务压垮的，面临不稳定的美国工人更能抓住美国社会的核心形象了。尽管主流媒体习惯于将失业者与工作懒散、道德腐败、犯罪率增高和民粹主义威胁等传统叙事相连接，但就业不稳定已经成为美国关于新社会危机的政治话语的中心。全球金融危机既增加了美国不稳定工人的人数，也暴露了不稳定工人的状况。OCED经济学家做出判断：百分之八十的美国青年人的收入都不足以无债务地生活，而这种情况显然将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存在而加剧。
而对于我们而言，这场典型的社会再生产危机揭示了一个美国经济当下的核心矛盾——那就是在晚期资本主义制度之下，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和工作的预言业已成真。他说道:"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尽管它继续将雇佣工作作为获得财富、地位和尊严的唯一手段，它仍然将不断坚持减少对人类劳动力的依赖。"
换言之，美国工人们仍然需要被雇佣来获得生存的材料，尽管事实上他们才是这些生存材料的生产者。而在他们之上的，本质上不是生产所以要依赖于工人的雇佣者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地操纵、异化、分化、削弱和撕裂他们，让生产所有一切的工人们反过来依赖他们。最终，不再是资本拥有者需要依赖于工人进行生产，而是被雇佣者需要依赖于雇佣者完成生存。
于是，我们能看到，即使是所谓的"美国梦"的化身——即美国的白人中产阶级，现在也无法免受就业不稳定的影响。这种不安正在"向阶级阶层链的正上方移动，只留下少数人：占据管理地位的中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相对安全。"根据经合组织调研，美国大约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口现在处于就业不稳定状态。其中，由于这个基数中青年人的比例极高，美国政府将在未来不得不系统地担忧和预防大规模社会问题的可能性。
不确定性(Precarity)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领域，主要探讨的是在一个具有高度灵活性和风险性的社会里，一个人无法计划自己的职业生命和个人生命。因为他会面临长期的债务，无法预料的裁员和不稳定的行业环境。因此，他的生活和时间完全由外力所决定。该术语进一步延伸指的是所有可能的不确定、无保障、灵活的剥削形式:从非法的、季节性的和临时性的就业，到弹性工作和临时工，再到分包商、自由职业者或所谓的自营职业者，从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清洁人员到画师、写手、街边摊主，甚至是所有的实习生。
它的参照系也超越了工作世界，涵盖了主体间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住房、债务和建立情感社会关系的能力。这不仅仅是就业不稳定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从事雇佣期限有限，劳动保护最少的工作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在过去近一百年的历史里，美国工人都认为自己有权享受国家和企业的福利。这些福利包括稳定的工资、适度的社会保障以及长期的职业规划和社会地位。
但从现在开始，他们发现这些权力随着自己职业生命——即career的消失而消失了。在债务和突然失业的压力下，一个35岁的微软工程师可能会开起Uber；一个40岁的大学教授在没有获得终身教职后可能会成为厨师；一个55岁的高级技术工人可能会在开除后，发现无法获得全额的退休金然后开始流浪。
工作是零碎的，使命是不存在的。市场和资本的大手把所有人当做电子设备那样不断注销、清空、重启，放到它认为"合适"的地方。个人没有任何的权力和能力，只能像风中芦苇一样无力的摇摆。
虽然自工业革命以来，contingent labor——即临时劳动力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征，但随着新自由主义和后工业生产形式的出现，灵活劳动力已经从边缘地位转变为大多数企业首选的劳动关系。然而，在这里，我们应该区分两种关于美国的就业不稳定现状的理论叙事:第一种叙事聚焦在"固定就业" 的消失，所带来的就业不稳定性。它将不稳定性视为一种特殊情况，其本质在于违反美国社会在战后关于固定工作、固定住所和固定社会关系的"美国梦承诺"；而第二种叙事则认为，就业不稳定性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对于真正的绝大多数底层人民来说，它本身就是美国经济和美国资本主义下的一种生活常态。美国梦本身就是虚假的，固定就业本身就是只给少数白人提供的特权，只不过铁拳砸到了过去拥有稳定地位的老白男身上，他们才知道痛而已。
同时，更深一步地解读这两种理论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差别在于一个核心概念——阶级跌落。对于那些曾经享受过"把资本放在笼子里"的监管性积累制度好处的美国人——即工作协会工人、白领工人和公务员来说，"就业不稳定"是一件新鲜事，因为它们的优势地位是近些年才失去的。
但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大多数美国人，比如农民工、移民工以及少数族裔从来就没有在就业层面"稳定"过。于是，他们把就业不确定性视作是一种"正常资本主义"的"例外"和"偏差"，并认为只要我们继续追求创造和扩大就业就可以"合理"地解决危机。
但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资本主义从未能够，哪怕在二战前的福特主义鼎盛时期和二战后大规模基建所带来的红利期和面对苏联阵营冲击的让利期，都没有把永久全职就业，作为一项"普世性权利"扩大到每个人。
事实上，传统的雇佣工资关系原本就建立在殖民主义供应链分工、固定性别角色、种族等级制度以及生态破坏的基础上，意图回归福特主义监管的美国中产阶级梦想，本质上无法克服资本主义机器对全球分工或自然攫取的要求，而考虑到晚期资本主义的技术逻辑和现代性的技术重组风险，这种回归也是不可能的。
关于这一点，本视频的论点将分三步展开：
第一部分，我们将论述福特主义资本主义兴衰的故事，以反驳"不稳定是一种特殊状态或者只是新自由主义特有的近期发展"的观点。
如果我们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福特主义事实上才是例外，不稳定是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大多数人的常态。
第二部分提供了以哈特和奈格里为首的自治马克思对就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另一种理解。
这一学派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工资和福利削减、工作不稳定和个人债务水平上升，不仅是劳动规训的一种策略，也是对劳动者们渴望真正意义上的灵活的参与感强的和令人满意的真正工作需求的一种绑架。新自由主义就业不确定性具有典型的雅努斯式特征，它的一面是纪律和规训，而另一面是颠倒，倒错的享乐(inverted pleasure)。
它证明了尽管使临时工成为不稳定和惩罚性的工作的整体社会条件需要抵制，但一种对弹性工作或者说对脱离螺丝钉式的雇佣劳动的渴望。对获得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不被任何角色绑死的人生的渴望，并不是一种对"正常"工作安排的偏离，而是人们对获得对时间和主体本身的更多控制和生活自主权的真正愿望的表达。新自由主义仅仅是利用了人们的这一渴望和需求，将其颠倒为了一种倒错的剥削-享乐机制。把灵活性和个性化的本真追求异化，为了资本世界的新型工具。
因此，第三部分希望论证，通过回归福特主义的生产和监管模式来支撑就业关系是一种错误的妄想，也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实践。
人们对铁饭碗和螺丝钉式工作观的二次吹捧，实质上是一种自我设限的话语模式，它所服务的仍然不是大众，而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上层精英。
铁饭碗vs螺丝钉——一个"例外状态"
在学术界，最常见的理论化美国就业不稳定的方法，是将其视为福特主义积累制度下所推行的充分就业制度的反面。并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就业不稳定体系，违反了罗斯福时期美国劳资双方达成的妥协。因此，尽管福特主义放在资本主义三百年的历史阶段里，本质上是一个相对短暂且相当特殊的历史时期，但它通常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正常"模式。这使得美国的就业不稳定性看起来像是80年代后美国所推行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脱离政府监管和民主统治的一个特殊的近期症状。然而，更细致入微的研究完全可以颠覆这种观点。
福特主义基本特点
首先，让我们先理解什么是福特主义？根据社会学的理解，兴起于福特汽车公司的管理制度，后被用来指代美国20年代-60年代的广泛社会经济制度的福特主义有四个基本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一种工业范式，它涉及到在移动的装配线——即流水线上使用专用机器和半熟练劳动力，进行标准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换言之，它与"工厂"是息息相关的；
第二个特点：作为一种国家积累和增长制度，它涉及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良性循环；
第三个特点：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福特主义的特点是大众传媒、大众运输和大众政治；
第四个特点：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社会和工业管理模式，福特主义包括:
- 美国工人在自我组织下和美国大企业之间的制度化妥协——即工人接受管理上的失权以换取工资的增加；
- 美国大公司之间基于成本加成定价和广告的垄断竞争；
- 由美国政府集中的金融资本、赤字融资和基于信贷的大众消费；
- 美国政府积极干预以确保充分就业和建立福利制度；
- 将国家监管嵌入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
换言之，福特主义的积累制度或者有时被称为"嵌入式自由主义"，它植根于一种美国资本政府受苏联阵营和理论挑战后所萌生的凯恩斯主义反应——即强调生产率的提高必须与工资的提高相匹配，以允许工人吸收过剩的商品，并保持生产机器的运转。没有这种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之间的平衡，利润就无法实现，整个系统就会陷入停顿。结果是美国劳资双方达成妥协，工人们同意放弃部分时间、精力和政治潜力，以换取"美国生活方式"的消费主义梦想。
但这种平衡远远不是自然的，需要美国政府通过集体谈判协议、价格控制和一定程度的中央计划进行仔细的监督。无论市场不能提供什么，美国政府都必须承诺会通过公共工程项目、政府支出和容易获得的信贷进行补偿。这种高度集中和精心计划的积累体制，不允许有太多的民众参与。
美国公共事务中的工作场所民主或自治仍然缺乏，伴随着严格的劳动纪律、管理主义和制度的民主缺失最终产生了一系列，蓝领忧郁和白领困境。但至少，福特主义用集体安全感和繁荣的承诺回报了美国工人的顺从和投降。
与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引入的灵活积累模式相比，美国资本的黄金时代因给人们提供了稳定收入和充足社会保障的安全性和确定性，而受到美国人的普遍称赞。而美国工人的这种顺从，本质上是通过将有组织的劳动部分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消费收益中而被收买的。然而，任何将福特主义描绘成和平繁荣的积累时期的分析，都刻意模糊了大萧条前后的历史条件。事实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在美国几乎都是不正统的，更不用说马克思。
因此，在大萧条之前，福特主义与美国工人福利没有任何关系。在福特主义高生产力的外表下是一种残酷的生产模式，其基础是工人的去技能化和流水线化，是工作节律的超级加速，是严格的工作指挥链和工作场所暴力。这正是卓别林的社会喜剧想要表达的。事实上，恰恰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就是大萧条，暴露出美国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不可持续性之后，苏联阵营所呈现的巨大的政治吸引力和美国内部实际的社会动乱，开始迫使美国政府更有力地干预社会经济事务，走向所谓"福利福特主义"——让劳工权利、最低工资和严格的金融监管才成为政府的合法工具。
然而，即使在那时，这些措施也是在一段激烈的劳工斗争之后才出台的。美国政府的主要动机仍然是维持稳定，而不是真正让美国工人获得权力。于是，在时局稳定后，所谓的"福利福特主义便开始向监管福特主义"转向。
美国史学家自前承认的是，上世纪20-40年代的美国和德国一样，都是警察国家。人身恐吓、暴力治安、合法监视和政治宣传在当时的美国一样甚器尘上。而它的核心目标就，是在大大小小的美国工厂的工人。我们需要确定的是，无论是福利还是监管福特主义，美国政府的目的始终是稳定国内局势，以阻止更激进的政治取代方案取得进展。
而在美国从二战中获胜后，它开始将福特主义的生产和监管模式扩展到其在世界各地的受保护者。这不是一种善意的姿态，而是为了稳定西方经济并慢慢为美国领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创造条件。在战后的几十年里，西方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率。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与其他国家保持赤字，吸收过剩的产品，并以其军事力量和黄金储备支持福特主义的社会契约，以稳定国内局势。为了换取意识形态上的顺从和出口市场的准入，美国在贸易关系中容忍关税和贸易歧视，甚至动用军费来推动欧洲和日本工业和出口能力的重建。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前殖民国家被排除在这一协议之外。对第三世界来说，没有马歇尔计划，只有一系列残酷的谋杀、禁运、政变、独裁和新殖民战争，殖民式的自然资源开发与帝国主义对"不友好"国家和民众运动的镇压齐头并进。同时，就像第三世界被排除在马歇尔计划之外一样，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少数族裔、农民工人和移民普通工人也被排除在福特主义制度之外，整个体系都依靠他们的无偿和不被承认的劳动来运作。
我们必须意识到，在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黄金时代"，个性化的欧美消费者生活方式依赖于对"第三世界"的新殖民剥削、庞大的种族下层阶级以及在家庭和市场中对妇女生殖劳动的系统性剥削。它还依赖于由监管恐怖主义和完全不可持续的生态实践，包括化石燃料的大规模开采、有毒化学品和塑料的扩散以及大宗商品及其后续废物的大规模生产，尽管资本可能收买了一部分工人阶级，并把它们化身为所谓"中产阶级"，但他们绝对没有办法将这种"繁荣"扩大到世界人口的大部分上。就好像作为，"被收买"的下层阶级，也就是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奥巴马，在谈到中国不应该消耗和美国一样的环境资源时，所呈现出来的虚伪面孔所揭示的那样:所谓"美国梦"的资本主义承诺本质上就是一句空谈。就像在第三世界解放斗争以及50年代和60年代的种族和文化抗争中，人们逐渐意识到的那样福特主义妥协在生态和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排斥性的、不民主的和原子化的。
的确，即使对于那些享受福特主义妥协所带来的概保护和消费乐趣的人来说，尤其是美国白人男性中产阶级，这种特权的成本也不容忽视。为了获得相对程度的物质保障，美国工人们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政治权利和对工作场所自主权力的渴望。从一开始，福特主义的社会契约就建立在对美国工人政治潜力的根深蒂固的怀疑之上，不光是资本家就连美国工人自己都在质疑自己是否能组成有效的政治力量。
因此，我们要意识到催生罗斯福新政这种福利福特主义的不是美国统治精英的宽宏大量，而是"持续应对由美国工人构成的生存威胁的战略需要——即通过福利和金钱回报来安抚美国工人和提振消费"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福特主义下的美国工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免受经济困难的困扰，享受了稳定的生活，但却被剥夺了自由的潜力，逐渐沦为一台被动的生产-消费机器。没有可能在工作场所追求解放，也没有可能在个人或公共事务中追求自决。于是，在70年代，美国工人和美国资本之间这种痛苦的陈腐关系开始结束。不幸的是，这种关系反而对工人更加不利，因为这个关系的结束是由"主人"提出的，而非是由"奴仆"推翻的。而"奴仆"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主子可能比上一个更可怕，而它就是新自由主义。
福特主义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的萌芽已经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这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些是经济因素，如全球市场的一体化，福利国家成本的上升和西方消费市场的饱和；另一些则是社会因素，如欧美民众对所谓自由民主国家的军国主义和管理主义越来越大的不满。当然，向新自由主义的过渡绝不是平滑和自动的，尽管新自由主义承诺用更灵活、更具体的生产、消费和治理模式来取代过去的"僵化"，从而获得了一些支持，但它还是通过一系列对战后社会契约和实际工人的残酷攻击来真正确认了自己的地位：
- 美国工人们痛苦赢得的劳工权利被废除，有时美国政府甚至直接触动警察甚至军队；
- 美国大公司的工作和生产地点，在未经员工同意的情况下实现了自动化和外包；
- 美国公共资产和国家资源被以低价出售，并以"效率"的名义私有化；
- 离岸国际金融资本开始用私人债务填补工资停滞和福利减少留下的财务空白，同时谋取暴利。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对里根-撒切尔右翼提出的削减开支和私有化措施的反对，最终都被系统性地镇压了。他们所使用的的策略从指定性的工资削减、行业打压到系统性地对劳工组织的破坏和暴力镇压，可以说是不择手段。而在第三世界国家，各种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遵守"华盛顿共识"，将财政紧缩austerity措施装扮成经济发展的机会。
至此，工作至过劳而死、一生漂泊不定、无法负担房产、报酬微薄、负债累累的就业不稳定者，开始成为一个更可怕的社会问题。和过去定向剥削特定阶层、种族和性别的福特主义不同，这次，无人可以幸免，所有阶级都会跌落。
不可否认的是，后福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为美国乃至全世界开启了一个经济不确定，社会性被破坏和民主失效的时期。然而，如果美国工人为了对抗新自由主义，转而将福特主义试做一种理想社会。他们就只能再回到那个永远有一小部分人有特权享受官僚管理主义、慷概的军费开支以及对少数民族、移民和发展中人口的系统性排斥所带来的好处的世界。
事实上，如果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人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统治的例外性是福特主义而非新自由主义。福特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面对来自苏联阵营的外部压力和竞争压力时的例外，这里的例外指得不光是美国内部的资本害怕国家的被颠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苏联阵营所带来的最大威胁是通过封锁特定的国家市场和建立独立的新兴国家，来掐断资本的全球流动和帝国主义的全球剥削。
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在西方经济学里，充分就业、高工资和高福利是平衡一个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消费能力的孤立经济系统所需的三大要素。然而，一旦资本可以在全球流动，一旦资本可以完成全球剥削，一旦资本可以相对独立于劳动力，甚至以金融的模式完成自我增殖，资本就可以允许生产率超过工资增长，同时仍然颠覆就业、工资和福利，并以一种债务-理财的增长模式驱动剥削系统。
换句话来说，在福特主义时期或者更准确一点，在苏联对资本主义构成挑战的时期，美国工人才能部分获得福特主义的福利。而在这段相对繁荣的短暂时期前后，不稳定一直是常态。将不确定性视为一种新奇事物，视为福特主义崩溃后才出现的东西，并认为战后生产和监管方法的回归可以克服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就必然忽视被福特主义妥协排除在外的妇女、少数族裔和发展中人口，以及为这种排他性而动员民众自相残杀的帝国主义做法。
不稳定并不是例外，也不是违反某种"正常"的积累机制，这是而且一直是资本主义生活的标准生存体验。伴随着最近不确定性上升而来的愤怒，实际上是那些由于他们的经济或生物特权地位而没有预料到这一点的人，是由那些被无产化的阶级跌落的"中产阶级"发现的。
不幸的是，这是对危机后出现的就业不确定性的主要理解。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场冲击，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此之前能够通过借债和理财来实现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人来说。在2008年之前和70年代之后，即使工资削减和就业不稳定到无法再支付"美国梦"、抵押贷款、学生债务、信用卡和养老基金仍然可以掩盖就业不稳定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为生产大于消费的资本主义矛盾完成了饮鸩止渴的操作。
然而，金融信贷本质上是更可怕的，也必然结束的经济陷阱。08年金融危机根本不可能是什么意外，财政危机是必然，信贷紧缩也是必然。因为诚如权力的游戏里面的资本主义萌芽所说的那样："兰尼斯特有债必偿"。哪怕华尔街和华盛顿的金融权力掮客致力于将金融行业伪装成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引擎，债务本质上仍然是生产和消费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的不可持续的虚假解决方案。
总而言之，回归大规模工业福特主义是不可能的，战后经济增长和生产性充分就业的时代，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其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它依赖于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地区、大规模的城市化、廉价和丰富的化石燃料，这些条件都无法复制。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完成，这不是拜登说一句基础设施再改造就能推倒重来的。新的石油和能源资源正在被发现，但其高昂的开采成本令其盈利能力相形见绌，并进一步造成社会和生态不稳定。当前公共和私人债务的天文数字水平，也使得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变得极不可能。然而，更重要的是，技术的权力动态变化完全给任何执着于生产力增长的意识形态梦想蒙上了一层阴影。
如果说在战后时期，技术仍然是增长的一个因素，那么新技术摧毁就业和价值的速度，要远远快于创造就业和价值的速度。自动化、计算机化和集装箱化是对就业的最大威胁，而不仅仅是外包。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回归制造业"计划，并没有带来大幅度的就业增长。对于极少数高技能技术工人和企业家来说，最新的科技泡沫是天上掉下来的甘露，是个人财富的下一次爆发。但对于大多数蓝领工人来说，信息革命意味着更长的工作时间、更大的监督和议价能力的丧失。并且，服务、文书和知识工作者也越来越多地掉入这个陷阱里。
如果美国人的期望仅仅是美国政府再次通过投资实体经济或资助战后人们看到的那种公共项自来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相同的历史循环和幻灭感只会再次随之而来。回到美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当然，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也并非如此的简单。
福特主义是不可追的往日，那新自由主义就是现下的地狱。反对回归福特主义的简单方法论，反对将就业不稳定性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新兴特征，恰恰是要说明新自由主义的复杂性，认识到在"灵活化"和"不稳定"之外的新自由主义的更复杂的侧面。
特权与享乐：21世纪的规训与惩罚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福特主义进入了生产力危机。来自西欧和日本的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出口市场的饱和以及福利国家令人望而却步的成本，使得美国越来越难以维持和资助高生产率、高工资和充分就业之间的平衡。生产率开始停滞、工资停滞、小企业利润越来越低，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工资和价格控制以及货市调整进行干预。
然而，在全球高度竞争的经济环境中，它们只会加剧已经被越南战争和石油危机的政府支出成本推高至两位数的货币通胀率。由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这两个问题导致的就是直接的美国社会动荡——由学生、少数族裔以及后来的蓝领工人带头，他们对罗斯福式的福特主义社会契约的结束越来越不满。在60年代末的种族和文化战争之后，70年代初的阶级关系剧变表明对于没有经历过大萧条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牺牲的战后一代人来说，在僵化的组织中获得稳定工作的承诺并不足以衡量量"美好生活"。
对于普通工人、少数族裔和新一代大学毕业生来说，罗斯福新政一眼看得到头的"系统"或体制内"自的工作不够好:它显然不够包容、平等或充实。滞胀和美国年轻人的新需求的结合为些有兴趣"规训和惩罚"美国工人的资本提供了绝佳的政治机会。于是，所谓充分就业导致利润挤压这一理论当时就流行了起来，甚至流行到今天。
它的出现给了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一个借口——即将更复杂的福特主义危机归咎于美国工人的懒惰、无知、不创新、低效率和安于现状。这种观点认为，劳动力市场运作充分导致人们很容易找到工作，这给了美国工人以力量和信心，将工资推高到盈利水平之外，反向剥削了企业主。这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投资者提高消费价格，美国工人就必须要求更高的工资，这种螺旋最终滑向通货膨胀。最终，只有放弃充分就业这一政策目标，允许自由竞争来决定公平的工资和价格，才能阻止这种趋势。
然而，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在他的经典研究《大动荡时代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Great Turbulence》）中指出，福特主义时期的利润和投资降低的原因是受到了工业生产者之间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制成品生产过剩的挤压，而不是工资过高。并不是美国工人的工资太高，投资者无法从中获利，而是美国工人们赚得太少，无法吸收数量惊人的消费性商品。不可避免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真实需求而组织起来的无休止的商品生产的经济模式，最终必然将经历市场饱和以及利润萎缩。
尽管如此，充分就业仍然成为美国经济下滑的首选理论解释。因为它找到了一个明显的替罪羊，同时找到了一群合适的屠夫。正如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斯基早在1943年就解释的那样，充分就业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通过消除失业的威胁，充分就业增加了劳动力的集体力量，破坏了所有者阶层的社会地位，这才是美国的上层精英担心的。
在长期充分就业的制度下，"解雇"将不再发挥其作为规训与惩罚措施的作用，因为充分就业破坏了老板的社会地位，增长了美国工人的自信和团结意识，会让他们继续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停产最终造成矛盾。这一描述准确地抓住了福特主义的核心，仅在1970年，美国就有240万工人参与大规模停产，其中34次动员了1万多名美国工人。他们在生产线上与主管斗争，要求改变工作生活的质量，并组织推翻陈腐的官僚工会领导，这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反叛的核心是，意大利工人所领导的"拒绝工作"运动。这个词描述了欧洲工人对资本主义劳动纪律的拒绝，以及他们为获得对工作内容和最终生活的更多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面对美国工人对经济和政治权力再分配的直接挑战，充分就业很快成为危机的一个方便的解释。这一解释在今天仍然很重要。通过指责美国工人享有过高的工资和过多的权力，美国政治管理阶层免除了自身解决资本主义内部结构性紧张局势的责任，同时也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来摧毁美国工人多年来痛苦挣扎所得的胜利——那就是走向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并不是经济停滞的、明显的或不可避免的解决方案，对于这个问题，几乎所有政策制定者都没有一个清晰、连贯的答案。大西洋两岸的历届政府或多或少都"跌跌撞撞"地走向了新自由主义，而这在当时只是众多"混乱实验中"的一个。新自由主义相对于其他政策选择的优势在于，它承诺通过将市场从任何阻碍竞争的扭曲中解放出来，来恢复战后的增长水平。
集体谈判协议、社会条款和其他再分配等有利于劳动者的措施，将被有利于投资者利益的政策选择所取代。因为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通过创新和冒险行为创造财富的是投资者和企业家，而不是受雇佣者，只有投资者和企业家才具有主体性，才可以承担市场的"责任"、迎接市场的"冲击"、接受市场的"审判"最终获得市场的果实。而"懦弱的"、"无能的"受雇佣者仅仅作为机械存在。
事实上，他们也必将被机械所取代。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胆量和能力成为企业家，没有勇气接受市场的无情洗礼。所以，新自由主义政治的核心是重新树立企业的政治地位甚至神学地位。因为企业主在此时所拥有的身份更接近基督教意义下的教徒和牧师，通过自身的勇气和智慧接近上帝的安排，迎接上帝的怒火和恩泽。
因此，欧美政府必须确保企业有正确的动机和策略，以低价持续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刺激需求并创造就业机会，只要消除税收、监管、边界的束缚，尤其是劳工所代表的障碍，财富自然会从上层慢慢流下。
新自由主义远非在经济学上不可避免的选择，但也不是精英的私下阴谋，它必须被理解为一种阶级性明确的系统性的政治和神学战略。以在后福特主义经济背景下，恢复企业盈利能力和特定群体的既得优势。充分就业意味着美国的工业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繁荣，它不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障碍，也威胁到维持完全流动的全球经济所需的力量平衡。
总的来说，美国工人作为福特主义社民妥协的核心角色必须被消灭。具体到执行层面，新自由主义有几个核心的策略：
- 首先，是对上一次生产、运输和通讯技术革命所支撑的传统工资关系的攻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特定集团，包括大学、智库、企业游说公司、政府研究所开始定向在关于劳工问题的公开辩论和政策制定里引入技术和政治上的变革建议，其宗旨就是让企业"少花钱多办事"。
在这个过程中，工作合同变得更加临时和灵活，雇用和解雇变得更加容易，工作场所支离破碎，停产和组织的权利变得越来越困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际工资一直在稳步下降，而曾经可以弥补这些经济冲击的社交网络和债券，却以财政纪律的名义遭到了严重破坏。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不是新自由主义也对公众对工作中的自主权和自我实现的真正渴望做出了回应，劳资之间的权力界限可能永远不会被如此戏剧性地重新划定。我们习惯于在福特主义社会监管的背景下，解读不稳定劳动力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灵活性或者说人对于不被某一个具体的分工绑死终生的，一种对实现自身不设限的生产和创造价值的渴望，自动被打上了消极的含义，这显然是不对的。
因此，我们要知道，新自由主义的就业不确定性，从一开始就有其雅努斯二象性。一面是打破劳资团结的大棒；另一面是改造令人满意和自我导向的工作的胡萝卜。
消除福特主义生产的"僵化"既是为了抑制有组织劳动的力量，也是为了管理美国工人和反文化运动所表达的民主过剩和起义欲望。用安德烈斯·高兹的话来说："后福特主义既预示着美国工人可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重新分配和定义工作，但也意味着美国工人个人完全屈从和附庸地位的倒退。"
这两个方面总是同时存在的，接受培训以满足认知资本主义(即以知识主要是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知识为发展核心的资本主义)需求的新一代科技工作者想要更好的work-life balance(工作-生活平衡)、更透明和参与式的管理风格以及更有成就感的工作类型，新自由主义会迎合他们的起义要求，并把这种要求当做是一个需要去赢得的"圣杯"，用少数人的成就来彰显灵活雇佣和按需工作的正确性，并指责那些疲于奔命的劳动者仅仅是因为不够聪明或努力到可以发挥新自由主义的优势，这将使令人满意的工作成为我们时代的奢侈品。
在管理理论家和新经济企业家手中，灵活的工作关系将成为削减工资和破坏工作保障的借口，创造力成为强化生产的代名词，自主权被用来鼓励无条件的个人责任感，而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工作"，则洗脑劳动者们进行自愿的不稳定化。新自由主义者所创造的所谓灵活工作的乌托邦，让美国工人开始反思僵化的工厂纪律和不民主的管理方式，并对其产生不满，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不满的物质基础是什么。
我们经常遗忘的是，在现代美国，社会精英对异化的批判、与对剥削以及私有财产、生产力和追求利润的现实的批判是分开的，目的是掩盖劳动剥削的持续存在，进一步使劳动关系更加灵活，并破坏有组织的劳动可能提出的任何潜在的提高工资、保护和减少工作的危险要求，其结果是美国工人团结的彻底毁灭。
过去，劳资双方被认为是社会契约中根本对立但又独立平等的一方，这基本上是福特主义赖以建立的协议。美国的工人不属于公司，他们只是以一定的时间和金钱把他们的身体和精力借给它。而且，尽管这种外在性也包含了异化的基础，但美国工人至少拥有在工作之外保持认同感的自由。
然而，随着工业能力的下降，劳动力被分割成了新的两极：一极是由技术熟练工和创造性工人组成的核心，他们被邀请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担任等级较低的合伙人；另一极是可以完美适应资本的波动需求的可大量支配劳动力。这种分裂使得美国资本通过将自身与劳动力之间的历史对立，转移到美国工人身上:在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在协会工人与临时工之间；在每个竞争上岗的不稳定工人之间。从而，它摧毁了美国工人残余的团结。
可以说，不稳定是美国工人阶级内部被人为创造出来的新对立队伍的新现实，但流动的和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可以"负担"不稳定的代价，可以负担自己寻找到一个满意的独立的、灵活的、按照自身意愿来安排的流动工作的代价。而对于非技术产业工人、低工资服务工人、农民工人和移民劳工来说，不稳定是一个无期徒刑。这种划分不仅使一个公司的前雇员，更难表达共同的声音和政治方案，而且阻碍了工作自由的一致愿景的出现。随着技术工人和创造性工作者被誉为新自由主义经济中生产力和增长动力的典范，对工作中要求进一步的自主性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自然受到质疑。
例如，艺术家和创意工作者经常被指责，他们被认为是自己选择了一种流动的工作模式，是自己选择了被剥削。他们甚至被另外一部分工人指责，认为其优先专业认可和自我实现，而无视了公平薪酬和固定工作关系，从而压低每个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创意产业中人们的相对特权，因为艺术行业客观上就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美学统治。他们的金钱大多数来自于特权阶级的美学享乐需求，但这种孤立的方法论混淆了经济体系的组织方式，也忽略了个体在经济体系中不可能做出一个完美的、整全的、满足所有人利益的选择。没有一个个体能开这样的上帝视角，去判断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是否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绝对正确的。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那他早应该被饿死了。
本质上，这种话语是将美国工人和资本之间结构性的对立，变成了不同类型的受雇佣者之间的对立。新自由主义产生了如此多的皈依者，因为它利用了个人渴望其经济命运拥有自主的正常欲望。
然而，这种欲望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专有财产，也不应被视为如此。个人可以在更公平的工作环境中支持这种模式，每个人都应该有权选择自己在就业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平衡，我们应该精心制定政策，确保做出错误的选择不会给人们带来灾难。
但更重要的是，需要重整整个制度，我们不能把对"自由主体性"的渴望仅仅视为市场意识形态的产物，它提供的灵活性是对真实人类需求的邪恶回应，但这不代表这种需求是错误的，更不代表当一辈子螺丝钉的生活是值得追求的。认为工作应该促进个人潜能发展的想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渴望，而不是资本主义的。
而资本主义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福柯意义上的适应性权力机制，它可以从民众反抗行为的创新能力中，按照人们斗争的形象重新塑造自己，并调转枪头的方向，让我们的枪口转向自己。新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到我们对资本主义律令之外的自我驱使的工作的偏好，但却利用它为自己谋利，于是，美国工人的习惯和愿望成为降低他们自己的劳动力成本和权力潜力的方法。
现在，没有老板或固定时间表的工作自由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赢得的最高特权。记住，它是一种特权，是一种人们必须牺牲经济安全来换取的特权，但它原本不必如此。因此，当任何一个社会今天考虑重建其就业基础时，我们不应该提倡仅仅需要在一些僵化的组织层级中，保证一个位置的安全形式。
对于一些人来说，我们也不应该将选择非标准工作视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错觉，应该受到遣责的是美国社会是如何使这种自由成为一种昂贵而惩罚性的选择，一种只有少数特权阶层可以选择的选择，只有识破这种制度的谎言，理解了资本主义的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的雅努斯双面，我们才能砸碎这个时代最大的镣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