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学】一小时讲清：国际信息战是怎么打的？》文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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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植根于资本积累。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也植根于通过军事支出吸收国内生产剩余的需要，植根于在军事和其他形式的霸权权利的推动和保护下，在国外进行生产、吸引消费。它的原则是全球性的，是超越国家的，但却依赖于国家权力的执行。资本家和他们的高级执政官在许多方面当然是"无根的世界主义者"，但国家权力武器是他们最便利的武器。或者，换句话来说，只有真正的世界主义者——真正不在意其母国或任何一个宣誓效忠的国家实体的人，才能够把现代民族国家当做最好的工具。
国家在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同时，也帮助管理着资本主义不断变动的人况，对其人口实施大量的长期控制。换句话来说，国家其实是资本主义的"职业经理人"，而这种职业经理人化的资本-国家管理模式在美国霸权时代的嬗变，和他在国际关系博弈，尤其是信息战争中的体现，则是本视频想要讨论的重点。
近年来，美国为了反对和制约俄罗斯，不断敦促北约进行扩张，最终导致了目前的乌克兰危机。澳大利亚也在过去几年里，突然转向强烈的反华立场，主动与自己最主要的经济伙伴发生冲突。这些行为在短期来看，在简单的经济层面似乎是不利于国内资本家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利益的。然而，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行为，其实也揭示了本世纪的美国霸权资本主义结构和全球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制裁、威胁和傀儡游戏当做是常规的经济战，因为制裁性的经济战的核心是针对规模小得多的对手。比如伊朗和古巴，逼迫其就范，而不是针对有大规模经济往来的主要竞争对象。事实上，以美澳制裁为代表的战略模式的显著特征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力量是以主动乃至不得不破坏自己已经制定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为前提，在进行一种以软实力、信息战和意识形态战争为主的新冷战战略。
其目标是用最彻底同时也是成本最小的方式，重构苏联解体后本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盘根错节、互相交织的利益分配结构内部的意见者和不服从要素，并将其重新纳入到其所塑造和依赖的资本国家管理模式中。彻底性、成本考量和国际资本主义中盘根错节的利益结构，是软实力和意识形态战走向舞台的关键因素。因此，对本时代的软实力战争进行彻底的分析，尤其是从葛兰西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学视角进行分析，是绝对有必要的。
Soft-Power as Power(作为软实力的权力)
权力，或称为实力与权力的互动构成模式"Power as power"，无论在帝国还是个体层面均呈现多种形态。这些模式相互关联，互为增强。其中一种权力形态的加强可助力另一种。例如，强国往往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也为其军事和外交力量提供了坚实基础。此种结合，赋予其战胜敌人、支配盟友的国际影响力。
有时，权力的某些属性一旦退化，危机便会显现。如沙皇俄国和阿富汗的卡尔扎伊/加尼政权便因此崩溃；有时，权力属性的退化导致衰落而非崩溃。例如，英国自顶峰逐渐衰退至约翰逊领导下的脆弱，终究在后脱欧时代及特拉斯时期的混乱中，正式宣告昔日荣光终结。然而，某些权力模式可以借助特殊力量维系乃至掩盖其弱点。在这些力量中，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力量尤为有效。
作为国家和帝国，美国的优势众多，包括地理、自然资源、人口、军事和技术，以及在全球金融基础设施中的主导地位。然而，其软实力——尤其是在有效宣传和信息战方面的能力，不仅最具弹性，也极具价值。例如，虽然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力量可能已衰退，美国依然主导着有关中东未来走向的讨论。无论中东地区的人们支持或反对美国，他们都无法忽视美国构建的知识与文化影响力，这影响力甚至塑造了他们对自身国家传统及现代世界发展的历史性和历史性的看法。
当美国成为无法回避的焦点时，其政府便能操控信息和传播方式，以达成特定战略目标。因此，信息战可以视为福柯所述的话语和叙事的武器化。它不仅重塑本质中性的事物以达成如说服或欺骗的目的，而且通过将某个对象定位为知识、权力、话语结构中的一环，进而扭曲并塑造信息的传播模式和被理解方式。而随着信息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日增，创造、操纵、扭曲或压制信息的能力作为一种投射权力的手段，价值亦日益增长。
Cultural Hegemony(文化霸权)
在全球影响力的赛场上，尽管美国时潮批评其他国家是"宣传机器"。但不可否认，美国的宣传战术远比其对手来的高明而有效。这背后的秘诀究竟何在？首先肯定是其广度。美国的宣传网络无所不包，无所不及。从好莱坞的银幕魔法到麦迪逊大道的商业广告，再到被誉为现代宣传Propaganda之父的爱德华博纳斯的战略遗产，这些都是美国文化输出的重要工具。
更重要的是，这些所有的宣传工具都能够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有机结合，而非生硬地植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比如迪士尼和漫威的各种美式主旋律，这使其宣传不仅局限于国内，更可以深入到全球主流媒体的神经中枢。无需太多公开审查，即可压制意见声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没有主动积极的去进行文化战和信息战。从华盛顿的智库到硅谷的会议室，美式文化与信息的霸权当然是由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培养了各种机构所带来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所维持的。
美国的宣传机构配备了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资源，使其能够在塑造公共话语的同时，容纳并管理各种信息的冲突和交织。而后者要比前者难得多得多，前者仅仅是要给出一个竞争性的叙事，一套可以自洽的、能够被认可的意识形态和宏大叙事。别说美国或者俄罗斯、中国，连沙特、伊朗、巴西都可以给出类似的东西，而后者要难的多的多。
它涉及到极其精密又异常"自动"的，从媒体、教育、研究到情报、文化、外交的跨国行政管理网络，涉及到定义什么信息可以被视作真实，什么信息又需要被多重观点对冲。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政治宣传往往不会被视为宣传，更多的是被接受为新闻、常识、规范甚至是辩论，质疑者往往被轻易标记为"阴谋论者"。正如巧妙的宣传策略，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然而，风气云涌的政治局势，如特朗普2016年的意外胜选和他在广泛民众中的持续支持，暴露出美国精英文化霸权的动摇。在庞大的军事工业安全复合体背景下，美国公众对所支持的外部事业越来越失望，对那些被视为"无休止"的战争状态失去了热情。
《华盛顿邮报》近期的一篇文章由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R·克拉珀和前中秋局局长迈克尔海登撰写，反映了这种文化霸权所引发的恐慌，以及其可能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这两位前空军将领并未深入探究霸权剥削的根本原因，而是将焦点集中在特朗普、"外国对手以及其他恶棍"，尤其是俄罗斯。
文章指出，美国民众对选举的信任日益下降，对国家机构民主的根基也日益动摇。作者担忧，这种国内合法性的丧失可能会削弱美国的全球文化霸权，从而带来严重的外交政策后果。的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力量不仅源自其军事实力，还得益于其作为一个繁荣的所谓民主国家所提供的政治稳定性、社会模板和经济动力。长期以来，美国也一直是其他国家的榜样和灵感来源，其软实力推动了外交的发展，并鼓励全球范围内模仿美国的民主模式。因此，随着对美国民主的高度尊重急剧下降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和道德权威也随之衰减。
克拉伯和海德的担忧可能有一些为时过早，因为国内政治现实与在国际上施展的软实力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差距部分是由于下文将讨论的认知管理机制。然而，如果特朗普在2024年再次获胜，美国的治理危机可能会被视为系统性灾难，而非偶然的政治偶像或外国势力造成的暂时破坏。而拜登一次次失败的民主峰会所暴露的这是他所继承的美国建制派宏大的全球报复和跨国网络与国内政治的脆弱现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
这种巨大的鸿沟和紧迫的紧张关系使得一些人认为内战可能即将爆发，必须在拜登执政期间及时清除绝对周可能的民粹主义叛逆者。在这种背景下，拜登政府可能会加大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信息战行动。不仅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也是为了支持国内的文化霸权和政治安全。
将注意力转向所谓的外部敌人，放大他们构成的威胁，并利用由此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凝聚力，是摇摇欲坠的政权试图抵御公共敌意的条件策略。从这一点看，拜登政府与他们所指责的俄罗斯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别。欢迎来到学院派Academia，我们致力于把世界顶尖大学的知识飘洋过海带给你，我是Karl，我是Rena。感谢您的收看本期的学术视频，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正题吧。
The Center of Spider's Web(蜘蛛网的中心)
为了深入理解美国信息战的本质，我们需要探讨一种被称为"认知管理"(Perception Management)的复杂概念。这个概念根据Nick Fisher在2016年的理论，可以视作一个类似蜘蛛网的帝国框架，其结构中心化且具有广泛的控制元素。这个广泛的网络由众多不同的行为体构成。这些行为体虽然具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自主性，拥有自己的目标和动机，但共同构成了一个信息共享与传递的复杂系统。在这张网中，信息的传播带有明确的说服性和目的性成分，他们可能在传递过程中被修改、扭曲或本地化，甚至有时被刻意淡化。然而，这些信息流通的源头往往指向蜘蛛网的中心，通常是美国的华盛顿或纽约。
这种网络效应极大的扩展了信息的影响力和可信度。例如，当全球多个独立的声音重复某个声明，比如"俄罗斯仅仅因为普及的个人欲望和不安全感而侵略乌克兰"并将其本土化、重新表述时，这种信息不仅由于其重复性而具有宣传的效力，更因其广泛传播而被广泛接受为事实。当这些声音似乎来源于不同的政府、智库、媒体和专家时，其表述往往被看作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描述了不争的事实时，任何珍视自己行业声誉与社会地位的人士都难以否认它。
这种模式不仅揭示的信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被管理和操控，还反映了认知管理在塑造我们对世界认知和理解中的强大作用。这不仅是一个关于信息传播的技术讨论，更深入地触及了信息如何在全球舞台上塑造政治与文化现实的核心议题。
Goverment and Institutional Linkages(政府和机构的联系)
在这种全球信息战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帝国主义的认知传播并非通过单一的中心向外单向分发，而是通过一种福柯式的知识生成性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多个场景中灵活游走，不断设置议程，生产"知识"。这种传播方式依赖于各种机构性的联系，它的软实力与软权力并非简单的自上而下的传递，而是在网络间复杂的互动和演变。
尽管美国政府拥有如美国之音(VOA)这样的机构，负责直接向全球传播其信息，这只是其影响力的冰山一角。事实上，CIA及其后续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等组织，通过建立和资助从文学杂志到政治团体乃至个人的各种渠道，仍然不断在秘密地操纵公共舆论，其操作的隐蔽性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有时全面的公开甚至是最好的选择。比如希拉里和一众情报系统高官都曾公开表示，美国曾在阿拉伯之春等事件中进行信息入侵和民意操纵。当然，这些都是重要的手段，但他们仅构成了美国软实力投射的一部分。
更多的时候，美国是通过一系列名义上独立的机构，政府、智库、媒体公司和新闻界机构来进行信息操作的，而这些机构之间的制度联系错综复杂，彼此之间也往往互不隶属、互不知情的。例如，美国军方与全球各地的军队保持并利用了密切的关系，各种军事训练和教育项目不仅促进了这些关系的建立，还推动了一种准美国化过程。正如教育界的富布莱特奖学金一样，这些联系往往是持久而深远的。韩国前独裁者全斗焕便是一个例子，他在美国接受大量训练，并曾在越南战争中与美国人并肩作战，这些经历都深刻影响了他的职业路径。最近，美军更是进一步深化了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可信盟友的合作，将这些国家的高级军事人员"嵌入"到美国的军事结构中，尤其是在如东北亚这样的前沿战区。
而最重要的制度性联系可能是美国情报机构与全球其他情报机构之间的直接联系。这种联系绕过了传统的政府途径，国际关系专家如Fastrup、Quass和Menadue将其描述为"幽灵间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公众被排除在外，就连其他政府机构也难以亏待他们之间的秘密交流。这一切都展示了美国如何通过复杂的全球网络管理和扩散其影响力，巧妙的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其霸权地位。而大多数局中人都难以意识到这背后复杂的机制和广泛的影响力。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War:Creators,Hybirds and Disseminators(信息战的过程：创造者、混合体和传播者)
在信息战的全球舞台上，我们可以将信息战活动分为两个主要功能：创造和传播。 同时存在三类核心行动者：创造者、传播者以及兼具两者特性的混合体。在这个领域中，边界并不严格和封闭。宣传材料在传播的过程中常常会经历一系列的塑造和再创造，而创造者们往往也直接参与到信息的传播中。例如，美国国防部不仅创造信息，还通过官方渠道进行传播，但为了实现大规模的信息传播，它通常需要将信息递交给更广泛的媒体网络。此外，某些精英记者虽然自己也参与信息的创造，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重新包装并传播其他来源的信息。例如，将由国防部等机构创作的官方内容灌输给普罗大众。
而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桥接的则是所谓的混合体，这包括智库和为专业媒体撰稿的个人。从《Foreign Affairs》到《War on the Rocks》，这些媒体中的许多专家往往是现任或前任国家工作人员，主要为情报部门，尤其是CIA、国务院和军队提供服务。这种跨界合作揭示了信息战中的复杂性和层次性，以及不同类型行动者如何在全球舞台上相互作用，共同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这不仅是技术操作的问题，而是深入到政治、社会乃至文化层面的广泛影响。
Creators(创造者)
信息的创造和传播涉及多种行为者，国内的、或国际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或个人。
尽管许多人认为信息在最初被发现时是相对中性的，如人口统计、健康和贸易数据本被设想为辅助政府做出明智决策的工具，但对统计学历史的深入探究却揭示了其更深层的国家属性。而实际上，统计：Statistics一词根源于State，即国家或政府。正如福柯指出，统计学本身是现代政府治理技术的一部分，一种政治的数学用于监控和管理人口，维持其健康和生产力。
事实上，从信息到知识的转化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武器化行为。正如福柯对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权力/力量"所做的转喻。这意味着，信息的武器化并非附带发生，而成信息创造过程中固有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中立、无害或和平的信息，所有信息均潜在的成为煽动、欺骗或说服的工具，成为权力的手段。
追求所谓绝对真实、绝对事实的信息，实际上是一条通往集权和总体主义地域的道路。因为这位定义何为事实的机构或个人提供了无限的权利，全球的政府机构都清楚这一点。因此所有的民事和军事机构不断发布大量信息，同时争夺知识和真相的定义权。在这方面，美国无疑是数量和质量的领先者，为媒体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美国情报部门在这里扮演着核心角色，并且他充分意识到了维持美国霸权的手段之一就是运用各种假信息或被污染的信息.而我们实际上已经无法判断信息的真伪，只能评估这些信息被篡改的方式。
这边不出人意料，因为信息是情报机构工作的核心。美国政府有时通过间谍活动或截取敌人及盟友的通信来秘密收集信息，这早已不是秘密。而假情报可以被用来欺骗敌人、公众甚至是美国自身的政治领导人。这个结果通常是通过所谓的"长臂传播者"来实现的。这些传播者与美国的联系在表面上看似松散，但正是这种表面的松散关系增强了他们信息的本土化可信度。可以说，正是美国庞大的国际社会网络和悠久的情报操作历史，使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宣传机器，可以在全球竞争中更为有效和持久。
Hybrids(混合体)
与创造者不同，混合体包括一些记者和研究人员既创造也传播宣传材料。这些记者本质上是速记员，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转发收到的信息(Pilger 2010)。而在《纽约时代》和《华盛顿邮报》等精英媒体中，一些资深人士则发挥着更具创造性的作用。因为与日报相比，杂志的准备时间更长，这为创造性内容的生成提供了更多机会。
总的来说，尽管在传播过程中涉及到不同程度的修改、本地化和重新包装，媒体的核心职责仍然是传播。而智库在信息战的弹药库中扮演着几乎是最关键的角色，因为他们既具权威性，又表面上看似独立，这有助于他们的输出被媒体和大众所接受，并被认为是传达了某种真实而有效的知识。例如，2021年11月，总部位于斯洛伐克的自称"独立"的智库GlobSec发布了其"2021年脆弱性指数"(Hajdu,Klingovְá,Sawiris 2021)。该指数涉及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等八个国家对外国影响的脆弱性。然而，该项目只关注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国际影响，而对欧洲、美国或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影响则视而不见，这自然引发了疑问。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这整个项目实际上是由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资助的。而该中心的职能是指导、领导、同步、整合和协调联邦政府的努力，以识别、理解、揭露和反击外国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旨在破坏或影响美国其盟友和伙伴国家的政策、安全或稳定的宣传和虚假信息。因此，这些实力揭示了智库如何在全球信息网络中扮演复杂角色，既提供分析，也可能成为政府策略的一部分，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信息战中权力结构和潜在偏见的复杂性。
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不仅制作自己的报告，而且还资助像GlobSec这样的代理机构进行报告的编制。像GlobSec的智库制作出的报告通过各种媒体渠道进行传播，这既包括一般的主流媒体，也包括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更为独立的针对性媒体。比如，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观察报》(EU Observer)。例如，《欧盟观察报》通过这项研究指出，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是最脆弱的国家，并揭示了这些国家屈服于外国恶意影响的方式。
例如，中国近期的行动包括有意将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和克罗地亚的扎达尔港改造成连接中国与欧洲的贸易枢纽。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们签署了一项协议，在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建设一条高速铁路，这将与比雷埃夫斯港相连，从而巩固中国产品进入欧洲的渠道(Gherasim 2021)。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通常被视为对接受国总体上是良性和有益的，或者至少按美国的标准来说应该是正常的经济活动，却被描绘成了恶意控制的帝国主义魔爪。更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这些投资是由美国公司进行的，无疑会被描绘成良性和有益的经济活动，甚至会被宣称为第二次马歇尔计划。
在世界的另一端，澳大利亚也有许多智库扮演着与GlobSec类似的角色。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该机构成立于2001年，为官方提供"独立"的战略建议，但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国防部。多年来ASPI的资金大幅增长，现在大部分来自外国政府，主要是美国，但也包括英国以及军火制造商。美国资方在ASPI占据主要席位，尽管法国泰雷兹集团近年来开始表现强劲(Robin 2020;Reubenstein 2021)。
有了这样的出身和背景，ASPI长期以来基本上放弃了基于可靠证据和合理判断的冷静批判性分析，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开始变得越来越关注中国，而且其论调越来越激烈。此外，他还扩大的研究范围包括了与战略分析关系不大，与宣传和信息战关系更大的课题。
例如，他在2020年发表了一份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的长篇报告，内容是完全被捏造的"新疆问题"(Ruser et al. 2020)。这份报告随后迅速被如《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用来援引，支撑他们更离谱的论断。作为看似权威和独立的证据(Buckly and Ramzy 2020)，这些报告中的许多"证据"是从所谓的卫星图像中推断出来的，这成了那些想要提出无法证实或他们不想核实的指控的人越来越潮流的工具。当然有时候连卫星也无法提供他们需要证明的东西。
比如在2003年，Heritage基金会的拉里·沃策尔(Larry Wurtzel)在国会小组委员会的发言中表达了他的不满。他抱怨道尽管他知道东北亚某地到处都是罂粟田，但他对于美国太空监视器无法发现并确认罂粟存在感到愤怒，因为罂粟颜色鲜艳且季节性强，明显生长在地面上。尽管技术日益进步，自由亚洲电台时不时的发布令人这节的头条新闻，但似乎仍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该地区存在大规模种植罂粟的现象。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这种强烈的政策需求成为互联网上众所周知的谣言，并为某些人当做真实接受。但他们唯一的"证据"是屋顶的卫星照片，这些卫星摄影由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提供。该所由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大量资助，其中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泰雷兹集团和雷神技术公司。
正如Leibold所说，从华盛顿邮报以降低对特定智库的报告给予热情而不加批判的曝光已成为一种常见模式。在华盛顿邮报和其他有影响力的媒体上出现的内容通常会在全球各地被复制，通常通过各种政治-媒体辛迪加完成。澳大利亚媒体如今大部分由美国利益集团通过鲁伯特·默多克所有，也充分利用了美国政府批准的媒体报道以及ASPI所提供的报告。
随着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政府为了选举优势打出各种种族牌，例如反对移民者、助长传统的"黄祸"恐惧，这种政府媒体和ASPI等智库之间的共生关系，已将澳大利亚从上世纪90年代基廷政府时期的对华友好关系推向了近乎歇斯底里的敌对状态。这种转变几乎肯定会导致灾难。与此同时，中国的回应正在提高这种政策的成本。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主要以温和的制裁作为警告，但这种警告在美国媒体被描述为中国式的国际霸凌，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像GlobSec和ASPI这样的智库只是美国影响力的一些小例子。这种特定的霸权影响力在资金的润滑下，通过各种喜欢显性或隐性的机构，与信息提供者、传播者和下级政府不断互动，成功的创造了一种妖魔化美国敌人和促进美国帝国政策的舆论氛围。这种舆论氛围渗透到整个社会，从学术界到酒吧和咖啡馆里的谈话，从意见领袖到意见接受者，从决策者到那些穿制服或不穿制服的执行者。对许多国家来说，渗透是不受限制的。而在一些国家，渗透受到国家精英的部分阻碍。然而，这种阻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采取守势，仍然在美国指定的话语权力体系里被动的应对。因此，这种阻碍反而会加强美国想要传递的信息和叙事，展现出了这些国家的无力。而这种无力更会在叙事中会被解释为是道德上的缺失或畏惧，这正是中俄乃至全球南方国家所面临的系统性困境。
Disseminators(传播者)
如上所述，在信息战中，创作与传播之间并无明显界限，但传播主要是由媒体承担的。媒体可大致分为两类，社交媒体和大众媒体。社交媒体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因其新兴性质和动态变化难以进行全面分析。社交媒体时常颠覆既有的信息秩序，因而经常被政府和主流媒体指责为传播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这两个术语虽然有所不同，但似乎经常被互换使用。新冠疫情对社交媒体的影响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它本身并未直接对美国的霸权构成实质性挑战。事实上，社交媒体是否有利于美国的全球认知管理计划仍存在不确定性。目前的审查制度是一个明显的指标，显示政治异议与美国民众对疫情的怀疑和反抗正在交织在一起，因此目前对其进行定论还为时尚早。不过，对疫情相关言论的审查很可能逐渐转向更广泛的政治审查(比如疫情期间tiktok起到的强烈舆论作用就直接导致了禁令法案，并导致了巴以问题上美国更积极的出击)。
至于主流媒体，无论是在莫斯科、伦敦还是华盛顿，他们通常都与政府保持一致。媒体的所在地通常标志着他的忠诚对象，无论媒体是国有的，如BBC或VOA；还是私有的，如CNN或NBC，其本质并无太大区别。但当然也存在像半岛电视台这样的举外者，许多人误以为他是一个独立乃至繁美的声音。实际上，半岛电视台归卡塔尔所有，他被用来支持卡塔尔的特定政治目标，并成为了与沙特阿拉伯、埃及、巴黎和阿联酋等其他海湾国家冲突的焦点。然而，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严重的挑战。卡塔尔拥有中东最大的美国军事基地，半岛电视台也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广播公司BBC保持密切合作。
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美国人认为，半岛电视台对叙利亚的报道与其他美国有些新闻媒体没有区别(Jurkowitz,Mitchell,Matsa 2013)。这一发现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美国和卡塔尔政府都支持伊斯兰主义者推翻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尽管两国的动机不同。卡塔尔的政策主要是有教派、宗教动机驱动的，而美国则是由地缘政治动机驱动的，但他们的目标显然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也反映在两国的大众媒体行为上。信息从创造者传递给传播者的接力棒传递通常通过正式的新闻稿等机制完成。但在信息站的背景下，还有另一重重要的手段，即通过这些媒体的有组织"泄密"来推广特定的叙事或隐藏和掩盖不变的事实。这些传声筒往往是一流媒体的精英记者，他们可以接触到各种消息"来源"，例如某些保密的官员通常是情报界的，或是被称为"西方外交官"的熟悉人士，这通常指的是中央情报局(Gentleman 2017;Sly 2019;Brunnstrom,Zengerle,and Stone 2020;Freifeld and Prentice 2020)。《纽约时报》的大卫·桑格(David E. Sanger)可以说是当代最著名的传声筒之一。如科明斯(Cumings)所说"大卫相隔发布了如此多来自美国情报部门的"独家新闻(Scoops)"(Cumings 2003)，以至于他的一些同事干脆称他为'独家新闻(Scoops)'"。有时，向媒体的传播是相当公开的，没有必要隐藏消息来源。
例如，2021年12月，继之前几个月关于俄罗斯侵略的连串报道后，美国情报部门向《华盛顿邮报》"透露"了一则消息："俄罗斯正在计划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涉及175000名士兵。(Harris,Sonne 2021)"第二天，《纽约时报》对此进行报道时，在标题中加入了"可能"一词，略微缓和了语气。但这些所谓的证据显然不足，因为他们仅仅是一张据称显示俄罗斯军队动向的图表，这对普通读者毫无意义，对未试图解读他的记者同样如此。桑拿格甚至承认，目前公开的证据并不能表明什么，并表示这暗示美国情报部门可能已经渗透到了俄罗斯的安全部门(Sanger 2022)。尽管如此，这种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叙述也被全球媒体视为美国信息战实力的一种展示。
当俄乌冲突爆发后，许多政府拒绝或非常不愿实施制裁，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美国信息力量的地理局限性(Hsiao et al. 2022)。其中部分原因可归因于种族因素，比如乌克兰发生的事件，在欧洲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欧洲传统国家引起了强烈共鸣，但在其他地方却没有引起同样的关注。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习惯于欧洲尤其是美国对他们发动战争以及自身正在发生的内部冲突，因此对欧洲人之间的冲突反响较小(Bhadrakumar 2022)。
在当前阶段，要区分美国信息力量和政治力量各自的角色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确实表明，尽管美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其信息力量，其影响力仍受到地理因素的制约。同时，虽然种族是一种能够迅速激发特定民意情绪的工具，但他只在符合特定地缘政治情势的要求时才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猛烈攻击，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对塞尔维亚的轰炸，并没有引起人们对欧洲人自相残杀的焦虑。因为行动者是北约——全球信息、知识和秩序的主导者，他们定义了什么是残忍的杀戮，什么是正义的制裁，但反过来就会造成所谓的"全欧洲恐慌"和"人道主义灾难"。
当然，尽管美国的信息权力具有其局限性，并在某些地区和情形下面临阻碍，但它无疑是全球性的。正因为华盛顿的重要性，《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等媒体才显得如此重要。他们的报道和叙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美国的顶尖媒体，如《纽约时报》的大卫·桑格等顶级记者，对全球几乎所有政府的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享有前所未有的私人访问权。这些记者虽然经常被视为信息的传声筒，但他们在知识和信息权威方面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小觑。此外，这些大型新闻机构不仅资源雄厚，在全球拥有广泛的记者和"特约记者"网络，而其他报纸即便是规模较大的，也很少有能力负担得起派遣外国记者的经费。得益于这种资源优势，这些旗舰媒体已成为国内外新闻报道的关键来源。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政治和经济上依附于美国，其主流媒体在多数议题上顺应美国的立场便不足为奇。随着这些新闻机构在全球媒体结构中占据中心位置，美国的主导地位得以进一步加强。瑞士政策研究所(Swiss Policy Research)前几年曾对西方三大通讯社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的角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些通讯社为全球各地的媒体提供了大量的新闻素材。
一个简化但基本准确的信息流程示意图显示，地缘政治信息的原始来源通常是美国的公开会、秘密官员(特别是情报部门)和政治家。这使得华盛顿成为全球宣传系统的主要源头，但不方便、尴尬或被认为对政治系统不重要的信息根本不会被媒体报道时，事情就如瑞士政策研究所所言："机构不报告的就不存在。"这些机构被视为美国政府向全球传递信息的关键组成部分，并与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2009年，美国美联社(AP)的负责人汤姆·柯利(Tom Curley)公开披露，五角大楼雇佣了超过27000名公关专家，并且每年在媒体操作上投入接近50亿美元，用以传播有针对性的操纵性信息。此外，他还指出，美国高级将领曾威胁说，如果美联社记者对美国军队的报道过于苛刻，他们将"毁掉"他和美联社(Swiss Policy Research 2019)。
这些机构的关键作用在于，他们提供了一个全球同步的宣传机器，极大的提高了信息的有效性、一致性和可信度。但我们在网络上搜索某一特定世界的相关报道时，就会发现几乎相同的故事在全球各地出现。这种看似独立媒体所达成的明显一致性，极大的增强了信息的可信性。当然，媒体和代理机构也设有特定的防范机制，也保护自己不受"撒谎"指控的影响。如果没有全球新闻机构的核心角色，宣传和虚假信息的全球同步将永远不会这么有效。
通过这种"宣传增幅器"(propaganda multiplier)，来自政府、军队和情报机构的公关专家所编织的可疑故事，在未经检查和过滤的情况下，就直接传达给了普通大众。从记者到新闻机构，再从新闻机构到他们的消息来源。虽然他们经常使用"明显的"、"据称的"等术语来表明消息的不确定性并进行对冲。但到那时，谣言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其影响已经产生，已成为一种社会事实(Swiss Policy Research 2019)。瑞士政策研究所基于对德国对叙利亚报道的研究，就进一步阐释了新闻机构在向媒体提供素材方面的重要性。根据瑞士政策研究所的数据，九家欧洲主要报纸对叙利亚战争的报道方式清楚地展示了当前媒体报道模式的问题，78%的文章全部或部分基于机构报告，而研究调查的比例竟为0%(Swiss Policy Research 2019)。
这种现象有力地反映了全球媒体在处理政治事件时的常态。即便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在报道国际新闻时，也不得不依赖那三大通讯社，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因为这些机构已经实际垄断了几乎所有的信息资源和渠道，成为最主要也是最广泛的新闻素材来源。当然，到报道涉及到这些通讯社所在国的内部新闻，或是他们参与的国际事务，或是与有争议国家的友好关系时，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利用当地的新闻机构进行报道，而自己则保持一定的距离(Tsukanov 2021)。与此相对照的是,当西方媒体引用来自非西方机构或媒体的报道时，他们总是确保读者能够持有批判性的思考，强调这些来自非西方组织的信息很可能是敌对宣传，因此不可信。其中一种常见的手法是歧视性的使用"国家控制"(state-controlled)或"国营"(state-owned)这样的词汇。因此，新华社和塔斯社常被标记为"国家控制"，而BBC或自由亚洲电台则没有此类标签。朝鲜中央通讯社被贴上此类标签，但韩国的联合通讯社(Yonhap News Agency)则没有(Chase 2018)。这种双重标准揭示了西方媒体在全球信息传播中所采取的策略和立场。
The Ukraine Crisis:Information Warface in Action(乌克兰危机：行动中的信息战)
当前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提供了一个深入探讨信息战主要手段和目标的绝佳案例。首先，我们需要对这场危机的背景做一个简要概述，以突出现实与认知管理之间的相互作用。乌克兰危机的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苏联解体后北约的东扩，这一点由多位西方政治家、官员和学者的著作所证实(Fraser 2014;Mearsheimer 2014;Beinart 2022;Kimmage 2022;Matlock 2022)。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包括2014年的政变、顿巴斯地区的两个共和国的分离，以及克里米亚的归并或根据某些观点的吞并。
自2014年以来，基辅政府与顿巴斯地区的冲突不断，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到14000人以上(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2022;TASS 2022;Starr 2022)。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向顿巴斯提供了非官方的援助，而美国及其盟友则支持基辅。双方尝试通过两次谈判，即第一次和第二次明斯克协议来解决冲突，但这些协议都未能得到执行。据称，美国鼓励了基辅的强硬立场，尽管乌克兰内部显然有强大的国内力量在发挥作用。一些观点认为，如果第二次明斯克协议得以实施，可能会阻止2022年2月24日战争的爆发(vanden Heuvel 2022)。
北约的扩张不仅是美国用以遏制和削弱俄罗斯的战略工具，而且这一过程本身也具有其内在的动力。在苏联解体后，北约存在的理由受到挑战，因此该组织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国际角色，已将自己从一个表面上的防御组织转变为一个更具价值的存在，旨在维持美国对欧洲的军事控制和保证每年的军费开支。北约在巴尔干半岛、阿富汗和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以及声称要遏制和对抗中国，都是为了寻求这一新角色。不容质疑，俄乌危机的爆发极大的助力了北约这一目标的实现。为何北约的扩张，特别是对乌克兰的扩张会在2022年2月引发危机？这一点尚不明确，可能是由于基辅即将对顿巴斯地区的进攻预期，或是因为美国拒绝了普京关于新安全架构的提议所致(Kramer and Erlanger 2011;Dixon 2022;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Russian Federation 2021a,2021b)。
大卫·桑格提出宣传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意图，是"俄罗斯在其擅长的信息战领域的一次表现"(Sanger 2022)。鉴于美国在全球信息战、外交战以及情报战中的明显优势，这种声明显得颇为奇怪，似乎是"我们在说实话，他们在搞宣传战略"的一个变种，旨在增强美方的可信度。可以预见的是，这次所谓的"入侵"将成为美国在全球宣传战线上的一次大丰收，同时也对其欧洲盟友形成了惩戒。有观点认为，这是普京试图避免但不得不踏入的一个陷阱(Ritter,Mercouris,and Lauria 2022;Yang and Xu 2022)。有意无意中，全球普遍认为乌克兰的战争将成为俄罗斯的泥潭，就像阿富汗置于苏联和越南置于美国一样(Demirjian and Horton 2022;Harris et al. 2022;Xu 2022;Hudson 2022)。表面上看似不明智的入侵决定背后的动机仍是一个迷，但关键在于这被视为对北约扩张的一种反应，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他的明智性、合法性、悲剧性或是否不幸。而西方的信息战主要目标是模糊这一重要事实，试图将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简化为单一的敌我对立途径，乃至将其压缩至单一主体的决策上。
正如前文所说，美国对全球主要事件信息来源的有效控制，赋予了它在全球范围内塑造和管理公众感知的巨大能力，尽管其过程中也面临着挑战和限制。信息站的主要目标并非仅仅是传递信息，而是制造知识和无知的定义权，进一步创造信任与怀疑。辨识信息的真伪需要复杂的分析，而持续制造可信的虚假信息也同样复杂。
信息战中的参与者的任务不仅仅是制造出可信的假信息，这更多是情报战的要求。而是要在敌对方的民众中培养出一种广泛的、几乎是下意识的信任感，让他们几乎不假思索的接受所提供的信息为事实，并完全不信任反对方的意见，将之视为政治宣传。换句话说，"声誉"和"下意识判断"是文化霸权的核心。美国想要让人们相信的是"我们在讲真话，他们只是在宣传"(Faiola 2022;Garner 2022)。相应的，美国媒体对乌克兰政府在宣传方面的专业性不足表示了强烈的不满(Braw 2022b;Thompson and Alba 2022)。在乌克兰生物研究实验室的问题上，美国自身也面临着信誉问题(Greenwald 2022a,2022b)，这反过来侵蚀了美国的文化霸权，甚至影响了国内政府的信誉度。由于这部分战略的失误，在美国国内，官方不得不将那些怀疑对外敌政策的人划入完全支持俄罗斯的阵营，以维持政治稳定。这种人为的二元对立和强制选择，其实是过去的美国政府所不愿见到的，因为它使得宣传机器显得过于刻意，而过去成功的宣传往往是微妙的、非强制的、下意识的(Bump 2022;Lieven 2022)。
因此，我们可以说，制造一种可控的文化心态和社会心理是信息战的终极目标，这也是诋毁敌人并将其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的关键基础。敌人在仅仅思想上的邪恶是不够的，他们也必须被描绘成有能力造成实际伤害的人，甚至是所谓"存在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这个任务的挑战在于让人们相信敌对情绪和指定敌人的威胁是真实的。鉴于美国的地理优势和巨大的实力，这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但美国的宣传机器非常强大，以至于即使是向伊拉克和朝鲜这样的小国也能被描绘成重大威胁(Agiesta 2017;Choi 2017)。同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必须被描绘为一个良性和仁慈的力量，即便在政策失误或暴露时，也常以"最好的意图"为由解释行为，这或许是讨论其外交政策时最常使用的短语之一(Isaacson 2019;Malley and Pomper 2021)。
正如美国的"战争部"在20世纪被更名为"国防部"一样，如今的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的理由。于是在20世纪，"传播民主"被正式作为一个国防项目推动，其目标是效仿前几个世纪的宗教传播模式，通常是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寻找法理基础。然而，通常认为，单纯的"传播民主"并不足以作为公开发动战争的理由，侵略行为必须被描绘成防御行为，因此不应说是美国侵略某国，而应说是美国在进行防御，如东京湾事件或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案例所示(Prados 2024)。
而自中苏分裂后，"人道主义干预"成为新时尚(Chomsky 2008)。国家宣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这类干预赢得支持。因为这些干预为了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往往造成了比声称的干预原因，如当地暴政更多的死亡和破坏(Kuperman 2013)。
信息站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将责任从侵略者转嫁到受害者。这是一种普遍的颠倒过程，旨在扭曲动机，颠倒因果关系。美国政府在施加制裁时常用的"指责受害者"策略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在传统战争中，当美军的炸弹落在一个村庄时，死亡和破坏的直接原因毫无争议，就是美军投向了炸弹。轰炸的理由可能会被修改，但行动造成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制裁的情况则不同，如果人们因为制裁而饿死，因果关系便成为争议的焦点。例如，是否可能是当地官员的贪污造成了饥饿？朝鲜和古巴的营养不良问题明显是由美国主导的制裁造成的，但这常常被归咎于管理不善或更公然的种族主义观点，如"他们自己选择让人民饿死"(Weissmann 2011;Young 2017;Cho 2018)。因此，无论是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还是阿富汗，美国的经济战策略都导致了死亡、营养不良、疾病和难民流离失所，但信息战的反应却始终如一，而且几乎使命必达(Cortright 2001;Tomlinson 2012;Borger and Dehghan 2013)。
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信息站最常用的七个核心策略：
一、去语境化。
如理查德·玻尔(Richard Perle)"乔治·布什时期最阴线的亲以色列顾问"在2002年所指出的："恐怖主义必须被去语境化"(Fisk 2003)。玻尔的目的很明显，当一个事件被剥离了其历史背景和环境，它的内在意义便被抹去，随后可能被赋予全新且截然相反的解释(Dower and Lawrence 2019)。历史健忘症是在这方面是强大的助手。因此，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乌克兰危机的讨论极少提及北约扩张或2014年的政变。如杰克逊·利尔斯所述，"普京的战争并非是于2022年2月24日。早在1996年美国宣布其东扩北约的决心时，从乔治·凯南到威廉·伯恩斯(现任拜登政府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等资深观察家便警告此举将加剧俄罗斯的安全担忧。2014年2月，华盛顿支持的反维克多·亚努科维奇政变及右翼民族主义者逐渐控制独立广场运动，以及亚采纽克领导的新政府成立，包括四个内阁职位中的右翼理论家才是局势不得不升级(Lears et al. 2022)。"
二、去序化。即引发一连串世界的初始事件被隐藏、扭曲或忽略。
例如，中国被指责在"两个迈克尔"问题上进行人质外交，这两个迈克尔被误解为人质，而忽略了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押是在美国的"请求"下，他实际上成为了这一交换过程中的第一个人质(Benner and Sanger 2021;Palmer 2021)。正如菲利斯·本尼斯在讨论乌克兰战争时写道："解决冲突需要理解其原因，这与我们何时开始计时密切相关。如果从2022年2月开始计时，主要问题看似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然而，如果我们从1997年开始计时，主要问题其则是华盛顿推动北约东扩，违背了冷战后对俄罗斯所做的保证(Bennis 2022)。"
三、在叙事中刻意忽略关键因素，它无需明显撒谎即可达成其目的。
例如，其他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的成功是美国软实力战争危机的一个焦点，但西方关于疫情的报道几乎都刻意避免提及中国，尽管它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比较基准。比如《华盛顿邮报》一篇关于日本疫情的文章对日本与韩国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还讨论了东亚的遗传学因素，但就是刻意避免提及了中国(Lee and Inuma 2021)。
四、使用euphemisms(委婉语)和dysphemisms(粗直语)来完成双重标准。
比如美国在中东的空袭被描绘为"精锐的外科手术"，旨在避免平民伤亡。而俄罗斯的空袭则被描述为随意的战争罪行。事实上，不管地缘政治目标如何不同，使用的技术和武器本质上是相同的，造成的恐怖后果也无异(Cockburn 2017)。然而，仅仅谴责这些现象并不免除进入深入分析的必要性。例如，当普京将对乌克兰的行动描述为"特殊军事行动"时，也传达了需要仔细分析的政治含义。事实上也构成了俄方信息战的一部分。但很明显，与美方信息站的卓越效果相比，几乎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了。
五、混淆道德和法律。
虽然这本质上不是一个新现象，但它已经发展到了新的层次。塞缪尔·莫恩在他的书《人道：美国如何放弃和平和重新发明战争》中(Moyn 2021)，将美国的所谓"新战争模式"称为"人道战争"。他指出，美国发动战争的方式被宣传机器描绘的极为人道，以至于在道德上几乎与和平无异。因此，战争成了美国与世界互动的常态。在这个"新世界"里，美国展现了其领导力，提供了安全与繁荣，使得战争变得几乎无关紧要(Hirsh and Moyn 2021,Moyn 2021b)。
再次强调，美国并不是唯一使用法律模糊的国家，但由于法律职业在美国社会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在这方面表现的尤为熟练，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则不那么精通。例如，普京在宣布对乌克兰采取行动时，引用了《联合国宪章》的第51条，尽管他未提供任何正当理由："联合国现在的任何规定均不得损害联合国成员国在遭遇武装攻击时单独或集体行使自卫的固有权利"(United Nations 1945)。很遗憾，普京的这个引用尽管具有法律色彩，但在现实政治语境中却难以成立，并经不起国际法专家的仔细审查，也并未在事实上为他争取到政治同情。
六、人格化。
这是媒体最喜欢的手段之一，部分原因在于它技术上易于操作，通过赋予复杂议题以人性化和"人情味"，这种方式有效抓住观众的注意力。然而，人格化还实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它通过简化复杂性、允许去语境化和混淆，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仇恨对象。因此，不是说2003年美国入侵的伊拉克共和国并最终杀害了其总统，而是"推翻了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这种对《联合国宪章》和长期确立的国际法的违反，被塑造成一种道德行为。
人格化是特定领导人的行为和政策与现实脱节，更关键的是，这些被妖魔化的领导人往往不仅被描绘为邪恶，还被描绘为疯狂的个体。例如，普京的精神健康状况和整形手术就经常被讨论。特别是有声音称，普京反对北约东扩是出于不理智和自私的动机，是担心自己的财政利益和个人尊严，甚至具有强烈的容貌焦虑和厌女症。例如，奥巴马时期的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在2014年写道"这场危机不是关于俄罗斯、北约和现实主义的问题，而是关于普京的不受约束和反复无常的冒险主义"(McFaul 2014)。然而，实际上，俄罗斯政治精英和广大民众都对北约的扩张感到担忧，这并非仅仅是普京个人的妄想和恐惧(Beinart 2022)。而被指定的敌人可以被如此迅速有效的妖魔化，才应该是我们注意的。
十年前，大约一半的美国人对俄罗斯持有正面看法，即使在俄罗斯被指控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后，在还有22%的美国人，包括37%的共和党人表达了对普京的好感。但随着时间的变迁，《华尔街日报》的一项新调查显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使普京在美国民众心中的形象急转直下。如今高达90%的美国人持负面看法，其中86%的人"非常负面"，而只有4%的人持正面态度(Blake 2022)。这位记者虽然谦虚的没有提及华尔街日报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但值得一提的是，文中提到的12名国际恶棍中，除了本·拉登以外，其他人都是因为阻碍了美国外交政策而被妖魔化的。
七、使用历史性比喻。
众所周知，借古喻今通常是不精确的，但它能迅速、低成本的唤起强烈的历史记忆。例如现代人们喜欢将俄乌冲突比作将苏联突破多入阿富汗泥潭的圣战者vs布热津斯基的战争。又比如，欧洲电视台当前最流行的比喻是将普京与希特勒相比，意思是普京不仅邪恶，而且有征服欧洲的野心，并持有基于东正教和斯拉夫人的种族主义理念。这种比喻几乎是难以置信的。
在德国最近大幅增加军备之前，北约的军备预算已经约为俄罗斯的15倍。北约在常规战争中几乎是不可战胜的，主要是因为其主要成员美国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俄罗斯似乎无法对美国构成威胁。更合理的比较可能是1939年9月，张伯伦对德国宣战，在广泛的谈判("绥靖")之后，他最终决定宣战，不是因为德国攻击了英国，而是因为德国在欧洲的扩张被视为对英国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当然，这份方法论的简要清单远未详尽，在当下的环境中，宣传手段就变得越来越无情和无孔不入，多方位的审查在不断增加，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诽谤正变得日益常态化(Greenwald 2022c)。所有这些信息战的目标和方法绝非美国所独有，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在这方面特别精通。而其他国家为了应付这种战争局势，也正在不得不"美国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用自己的面貌塑造了这个世界。"当然这种信息军事化的后果肯定是信息本身变得越来越贬值，变成了类似垃圾食品，表面上看似苛扣，但内在营养却被有害的杂质所取代，且让人愈发上瘾。
Information Warface,Cultural Hegemony and US Imperialism(信息战、文化霸权和美帝国主义)
最后，关于美国帝国主义的讨论，无论是在我们的频道还是在学界，都已然十分丰富。它的确与历史上的帝国主义相比有许多不同。自1945年以来，美国已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帝国主义形态。这种帝国主义具有真正全球化的影响力和野心，它的经济和军事结构都无法接受任何形式的多边主义，甚至可以说是愿意与中国乃至俄罗斯开战，哪怕这可能导致一场世界末日式的冲突，也只为维持其霸权地位。伴随这种帝国主义愿景的是一种全球性文化霸权的自觉，美国自视为"山巅之城"，世界其他地方的灵感之源，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及人类的"最后、最好的希望"。
特朗普的愿景与美国主流精英略有出入，但差距不大都认为自己是某种"天命"的化身。乔·拜登在击败唐纳德特朗普后宣称"美国回来了"。这种宣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公开发出过。与此相对，俄罗斯和中国都公开强调多边主义和《联合国宪章》，而非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是处理国际事务的基础。所有这些事情都使得信息战对美国尤其重要。即使文化霸权在国内受到侵蚀，他在国外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Edmonds 2021)。随着美国军事、技术、经济和科学实力的衰退，信息战变得越来越重要，只有它才能增强统治者的信心和被统治者的顺从。
乌克兰危机体现了维护和扩张霸权的斗争，它是北约扩张的产物，其功能实现俄罗斯施压，直至其内爆或爆炸。没错，俄罗斯的确爆发了，它以一种两败俱伤的方式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入侵。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实际战斗的和死亡的是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而美国几乎什么都没有损失，除了武器供应。而令军工复合体高兴的是，美国已经部署了其军备库中的三大工具，对其盟友的政治影响力，依附于全球支付和银行体系的金融制裁，以及信息债层面的软实力。 从短期来看，乌克兰战争极大的增强了美国对其欧洲盟友以及更远地区的主导地位，这与美国利用盟友对抗俄罗斯乃至对抗中国的战略是一致的，尤其是迫使他们在经济层面更多的转向美国而远离中国(Hudson 2022)。
这场战争不仅是地缘政治的博弈，也是信息战的一个典型案例，显示了信息控制对现代冲突的影响力。然而，这场危机可能会给华盛顿带来意料之外的挑战。例如，德国的重新军事化并非小事，小麦价格的飙升可能导致受影响地区的不稳定，甚至亲美政府的倒台(Lu,Gramer,and Pezeshki 2022)，而全球化——国际资本主义的金童更可能遭受重创(Zakaria 2022)。无论在这些领域会发生什么，信息站的角色很可能会得到迅速的强化，尽管文化霸权的衰落可能会削弱其效力，审查制度将增强，政治宣传将重新成为常态。
奥威尔的《1984》似乎在后现代社会中重现，科技将继续赋予政治权力，直至一切都可以信息化、被任意篡改和污染，最终存在于一个越来越脱离现实的、由大语言模型和人工智能任意"口胡"随便"幻觉"的元宇宙形态中。乌克兰战争中兴起的一个国际性都市神话"基辅的幽灵"就象征性地揭示了这一点。据称一名乌克兰战斗机飞行员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奇迹般的击落了俄罗斯战机，但最终被证实这一传说是基于电脑游戏片段构建的政治宣传(Greenwald 2022d;Knightly 2022)。在这里，信息站走向了其纯粹的意识形态转换，一切均不再坚固，权利和真相将完全由话语及其传播途径所决定。的确，尽管帝国主义仍将存在于现实世界中，但它越来越多的依赖于有感知构建的幻想世界来维护其权力。无疑，现实和认知这两个世界最终会面临分崩离析的风险。
正如乌克兰危机所示，美国在利用其帝国联盟结构发动代理战争方面已经极其熟练。无论是传统战争还是经济战争，它都可以利落地辅以全球范围的信息战攻势。无论最后具体的方式和细节如何，这场斗争无疑像是痛苦、激烈，却在很大可能是完全无声的。
Summary(总结)
在巴以冲突的最新一轮危机中，一些声音冲破了美国的信息战封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霸权力量局限性的绝佳案例。葛兰西认为，霸权的运作不仅依靠暴力和胁迫，还依靠(或许更加隐蔽的)制造共识，塑造与统治阶级利益相一致的认知和诉求。在过去，这正是美帝国主义的拿手好戏，将自身叙事强加于全球，将自身利益包装成普世真理，将偶然世界渲染成必然结果，将不公正现象粉饰成不可避免的现实。然而，正如齐泽克反复强调的那样：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他总是充满矛盾、漏洞和不一致之处。
与俄乌战争不同，巴以冲突，这暴露了美国信息控制体系的这些裂痕。尽管宣传机器竭尽全力的将以色列描绘成永恒的受害者，将以色列塑造成勇敢的弱者，面对着来自非理性、嗜血的恐怖分子生存威胁，但真相、惊人的权利不对称、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残酷剥夺和压迫，公然违反国际法，还是在活动人士、独立媒体和社交媒体用户的努力下最终得以传播开来。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霸权即将崩溃(如果事情真那么简单就好了！)。他表明，即使面对看似不可战胜的对手，反霸权力量一种"不得不"的力量依然存在。它提醒我们，任何统治体系都不可能滴水不漏，总会有缝隙让抵抗力量萌芽。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高估这些异议声音的影响力。它们仍然处于边缘地位，被排斥在公共话语的边缘，而主流叙事依然占据主导，至少是法律、政治、军事，甚至是警察系统的主导，基本不受干扰。在过去，这些声音能够被听到本身就证明了美国霸权的强大，这是一个扭曲的讽刺。这个体系的统治地位似乎稳固到足以容忍一定程度的异议，因为他深知这些异议不会对其根基构成真正的威胁。这就好比一个自信的主人，他知道他的奴隶可能会抱怨，但最终还是会乖乖听话。
然而，正如齐泽克所说，变革往往并不来自于主人对奴隶最严防死守的地方，而是来自于主人自身欲望的无法被满足的扭曲之处。没错，我说的正是TikTok。一个典型的晚期资本主义所炮制的算法毒品，"数字成瘾性"的具身象征，却切切实实的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守护神——美国的信息漏斗，贡献了巴以冲突中最重要的信息源头和舆论攻势。表面上看，它只是一个无关痛痒的社交媒体应用，一个充斥着愚蠢舞蹈和病毒式挑战的平台，但在这种人畜无害的外表下，隐藏着对霸权秩序的更深层次的威胁，一种不受美国及其企业盟友控制的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的算法逻辑的幽灵。
让我们回头想想，在葛兰西的理论框架中，霸权不仅仅是指简单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它也指领导力，是指设定什么是可能和可取的界限。美国文化霸权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能够将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包装成普世价值和自然法则，从而塑造社会和政治斗争的战场。但TikTok代表了这个控制矩阵中的一个故障，其算法逻辑只服从于可以变现的资本流量和市场风向本身，因此绝对不透明且不断变化，似乎遵循着自己不可捉摸的规则，不受美国软实力的影响。那些挑战主流叙事的视频，以及对地缘政治冲突或社会这一斗争提出不同观点的视频，可能会突然病毒式传播，在现状的守护者有机会做出反应之前就触达数百万观众。
这绝不是因为TikTok的管理层比美国更道德或者人道，恰恰相反，这恰说明了TikTok远比美国更加资本主义。它只服务于现金流，只服务于一切可以被转化成资本的注意力和数据。它恰恰践行了马克思所说的那句话："只要有足够的利润，资本家会出售吊死自己的绳子。"这对美国统治阶级来说是一场噩梦。一个难以被政治力量收买或控制的平台，一个可以以互联网的速度放大边缘声音和颠覆性思想的平台。更可怕的是一个比美国自身对资本主义更忠诚的资本幽灵(特别是在摆脱民族资产阶级的在地控制方面)，对霸权秩序的稳定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因此，近几个月来，以国家安全和数据隐私为借口，禁止TikTok的呼声越来越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毫无疑问，这种审查和压制企图暴露了一种对不受控制且不可预测的，却巧妙的利用了资本工具完成自身目的的大众力量的恐惧。从某种意义上说，TikTok的算法无政府主义的被颠倒，是齐泽克所说的"the part of no part"的数字体现。被排除在外和边缘化的残余部分，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没有立足之地，但其存在本身就威胁着精心编织的霸权结构。当然，认为TikTok是一种革命工具，一颗能够单枪匹马的摧毁美帝国的银弹是幼稚的，像任何技术一样，他被嵌入更广泛的权力和控制体系中，其颠覆潜力总是面临被中和或收买的风险。但事实仍然是，他代表了霸权大厦中的一道裂缝，提醒我们，任何统治体系都不是绝对的或永恒的。因此，关于TikTok的斗争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应用程序或平台，它是数字时代更广泛的文化和政治霸权斗争的缩影。正如葛兰西教导到我们的那样，这场斗争不仅仅是夺取国家权力的杠杆，而是如何塑造一个社会的常识，界定什么是可能、什么是合法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TikTok的算法起义是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中的一场小规模，但意义重大的冲突，一场争夺互联网灵魂的战争，进而也是一场争夺我们全球社会灵魂的战争。它提醒我们，即使面对看似不可战胜的对手，也总是有抵抗和可能的空间。
在霸权的巨石中，总有裂缝可以替代方案的光芒照射进来。正如马克思所说：相较之前无比快捷的交通网络和信息沟通渠道，当然方便了军界的人员运输和资本市场的信息交换，但也成为了工人能够串联起来的最有力工具。 技术的进步势必在进一步强化现有统治的同时，暴露出统治基础被绝对颠倒的可能性。因此，对于那些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公平世界的人来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些空间培育并扩展它们，建立团结互助的网络与支持未来漫长而艰巨的斗争。
我们可能没有能力掌控大型科技公司的算法，但我们仍然可以创造我们自己的抵抗算法、我们自己的颠覆和创造力网络。最终，TikTok的命运可能是不确定的，甚至是无意义的。这只是一场关于"无政府资本主义"和"受监管的资本主义"，谁更优越的资产阶级内战，但一场关于我们数字公共领域未来的更大规模的战斗才刚刚打响。在这场战斗中，我们必须都成为算法游击队员。一次一个视频、一个模因、一个标签地破解霸权的代码。因为在互联网的混乱漩涡中，总是有可能出现新的、不可预测的东西。矩阵中的一个故障、常识结构中的一个断裂，一个可能改变一切的可能性时刻。这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抓住这一时刻，驾驭算法起义的浪潮，无论他将我们带向何方，永不停止梦想，一个超越当前霸权秩序限制的世界。
然而我们也必须时刻准备好自浇一盆冷水。西方主流媒体和政治机构继续支持以色列的顽固态度，即使面对全球对其对待巴勒斯坦人民的方式日益增长的愤怒，毫无疑问清醒的提醒人们霸权权力结构的韧性，美国可以肆无忌惮的除掉TikTok，通过反犹太意识法案，眨眼间派出军警冲垮大学生抗议，以最残酷的方式反抗几乎全世界的民意，不恰恰证明了前50年他已经铺垫了、积累了太多力量吗？
在葛兰西主义的意义上，这种坚如磐石的结构是统治精英几十年来精心培育的"常识"的表现——一套假设和信念。这套假设和信念如此根深蒂固的植根于公众意识中，以至于很少受到质疑或挑战。或者说，就算受到质疑，它仍然可以自我进化、不断更生。支持以色列的立法仍然可以在西方国家的各种权力大厅中通过，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异议。这一事实证明了这种霸权常识的力量。这表明，尽管美国帝国权力大厦已经开始出现裂缝和裂缝，但统治的基本结构仍然完好无损。
我们可以说，犹太复国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已经变得如此彻底的自然化，如此无缝的融入西方政治话语的结构中，以至于他们已经获得了客观现实的地位。一个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实，一个不言而喻的现实，一个事物就是这样的现实。但正如齐泽克提醒我们的那样，这种伪黑格尔式的客观性表象总是一种幻觉，一个掩盖社会现实的偶然性和矛盾性的面具。权力大厅里对以色列的毫无疑问的支持，并不反映某种不可改变的地缘政治真理，而是一系列具体的、特定的历史和物质条件的产物，这些条件本身是几十年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支持以色列的立法和媒体偏见能够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持续存在，并不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本身强大或正义，而是反映出抵抗力量尚未能对现有霸权秩序构成真正的挑战，我们仍然太过弱小。
"旧的正在消亡，但新的还不能诞生。"此刻的美帝国主义恰如一直死去的蜈蚣，仍在垂死挣扎中抽搐扭动。帝国的巨兽或许身负致命伤，其合法性和可信度因其自身矛盾和暴行而崩塌，但其本能的防御机制依然完好，如同无头苍蝇在谷仓里乱撞，旧秩序的残余势力留在疯狂攻击和挥舞，即使生命力正在逐渐枯竭。然而，我们不应被这种病态景象所迷惑，而忘记了眼前更重要的任务，构建新的常识、新的认知体系和信念，以挑战犹太复国至上主义和帝国统治的霸权，同时将巴勒斯坦和加沙正经历的一切普世化。这绝非一场地缘斗争。我们支持加沙人，绝不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的"不幸牺牲品"，而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本体论意义上是资本主义的"注定牺牲品"。加沙不是意外——加沙是必然，是无数资本主义悲剧中的一个，正如我们每个人一样。这正是葛兰西反霸权概念的精髓所在，通过长期艰苦的文化和政治斗争，逐渐改变公共话语和想象力的地形，直到新的现实成为可能。
这是一期超过70分钟的视频，也是我们今年比较长的一个视频。许多人都不建议我们在做这样的视频。在年初的时候，我们也曾下定决心再也不做20分钟以上的视频了，但到最后却总是下不定决心，只能说我们确实仍然希望尊重学术，尊重大家，也尊重我们自己的初心。
本期视频是Karl与两位老师写于俄乌战争时期，因此所用例子多为此时期之事。由于文章本身属于一个更大的学术项目，还在打磨阶段。曾认为无必要在视频平台草率发布，但因近期TikTok被禁，反以抗议被禁、挺巴意见领袖遭到全球西方主流媒体禁封、反犹太意识法案通过等事情。
Karl认为还是必须尽快发布这期视频，(此外)我们在这个视频后会停耕1到2个月，完成我们的课程录制，把原定24期的课程更新到30级，以回馈在一年前愿意在仅有两节录制课程的情况下支持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频道现在也正在进行一个大调整，后面会有一个新系列，不仅是面向大众的内容，同时也是Karl和我个人学术和职业生涯的一大步，乃至是Karl个人参加国际政治活动的一个起始点。同时我们也会和一位国际知名的神秘嘉宾写作今年的课程和他的第一个中文专栏，包括视频和文字，这些都需要时间，不仅是准备，也更是自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在视频的最后，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驻足看一下我们付费课程里与本期视频比较相关的内容。我们过段时间再见，拜拜。
恐怖规训-国家的精神病理化(付费内容不作校对)
对于帝国中心来说，除了诸如亚洲国家这样的机会主义者，还有其他更邪恶的国家，那就是那些在全球剥削中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创伤，同时因为各种历史条件无法恢复正常行为能力的国家。他们往往试图从资本主义的秩序中完全倒退，甚至连亚洲国家在左右之间闪转腾笼的意愿都没有。他们彻底拒绝西方文化，从而转向原教职主义者对传统宗教价值观的推崇。于是，他们成为了所谓的开历史倒车的顽固不化的国家。在国际关系领域，他们的专业术语是流氓国家的，这些国家内部当然也是有问题。
如果要给一个比喻的话，他们更像是遭受了严重精神打击，最后选择发疯和退行的精神病人。他们在整个全球现代化的过程中，承受了全人类进步背后最可怕的后果，殖民屠杀、强奸、剥削、种族灭绝。他们无法选择进步，因为每一次进步都会让他们回忆起那些最痛苦的、最黑的黑夜。所以他们退到了童年时代，退到了一个被他们自己粉饰的美好里。因此，他们的病症并不是内生的，而是社会的，是历史的。尽管这无法为他们部分国家做出的疯狂行为辩解，但我们也无法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一个精神病人，而致那个把他逼疯的人于不顾。因此，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必须动用完全不同的规训和纪律机制来处理这些国家。
最好是能够转移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发放的具体原因的深究的情况下完成目的。在这些国家进入投机和世贸组织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世界秩序在这里被隔断了，于是恐怖战争和破坏的规训原则不得不被付诸实践。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决策者作为一个相当复杂的政治过程的一部分，基于一种正向的循环的集体心理反馈作出判断。
什么叫做正向的循环集体心理反馈？正向在这里并不意味着道德或者价值上的善，或者主体感受到的积极心理反馈，而指的是一种循环的、相互促进的运作机制。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政治压迫和经济贫困导致大量反抗的民众支持原教职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团体，其中一些团体实施恐怖主义，这反过来又促使所谓文明国家以战争作为反映，针对原教职主义团体，但有时又与他们结盟。然后美国和西方的咄咄逼人和选择性的结盟战略又再促进了更进一步的恐怖主义反应。这种反馈是正向循环的，每一个行为体的每一个动作最后都会反过来同时促进敌方和己方的进一步动作作同时计划事态，最终导致结果是恶性的。当然这个循环促进的效果是不稳定的，虽然整个过程不可避免的在最后的清算日达到高超。而且往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所谓正义战胜了邪恶之后，坦克可以撤走，市场可以开放，石油管道可以修建，票子也可以竖。当然，如果他们遇到了类似伊朗站的硬叉字，就只能使用循环往复的制裁、谴责、暗杀和间谍行为在顽抗国家进行军事干预的意义，还涉及我们上一期视频所说的全球治理里的全球治安官、全球警察的角色。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许多人认为当代全球统治制度的核心是美国作为单一超级帝国胜利，而这是错误的这是典型的以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权力格局取代更深层的资本主义统治数据。事实上，权利是被掌握在跨国资本手中，因此也被掌握在整个发达国家阵营手中的。因此，美国的军事干预才能得到帝国中西其他国家武装部队的支持和补充。这些军事干预本质上是维护整个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非美国作为单一超级国家的利益。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军事干预的本质是为了追求多国资本的集体经济利益，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理解这一点。比如所有的军事干预都指向控制着大量能源资源或战略贸易路线的国家，如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
换句话说，全球治安官代表跨国资本形势，显然国际竞争依然存在。资产阶级内部当然也有斗争，这就好像不同的垄断资本之间也存在互相竞争，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不同资产阶级政党也会斗争。甚至说的更远一点，在更原始的更专制的封建主义阶级社会里比资产阶级更原始的封建主或皇权阶级内部，不也会为了王位或者皇权斗争吗？
很多人天真的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竞争来论证统治阶级并不是铁板一块，因此也就不存在国际意义上的统治阶级，这显然是极其幼稚和愚蠢的，他完全不了解权力的具体运作和生成机制。我们不能因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就判断这是一个开放性的、人人都有机会的平等主义体系，我们只需要看这些斗争或竞争允不允许统治阶级以外的人参与就能知道了啊。比如封建划船内部为了楚军之位往往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但是不是一个农民之子也可以竞选皇位呢？英法德美在过去的200年里为谁才是国际资产阶级正统，发动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他们会允许古巴、委内瑞拉、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甚至韩国、日本、印度这样的附庸国家加入到这场竞争中来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些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而只是为了以一种相对不会危及整体统治阶级和统治结构的方式解决资产阶级内部的路线分歧和矛盾。因此，他们肯定不是那种有望终结资本主义的国际间战争，更无法论证统治阶级或者阶级矛盾不存在，或者在优先级上沉浮于民族国家秩序之下。
至于军事干预的政治途径，它似乎是基于sheriff and policy警长与警队模式，就像曾经美国西部的队长聚集了一群武装的公民去追捕印第安反叛者一样。今天，中国的白皮肤治安官们聚集了一群武装的国家去管教不听话的阿拉伯人。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政治决策者宣称或坚信的意图并无法揭示他们的军事行动在全球帝国体系内的意义。比方说，布什和奥巴马可能真的相信他给伊拉克带来了自由，引用美国在地的石油利益反驳他并不能成功。因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追求自由和经济利润这两个目标本身就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并且在该过程中可以实现某些特定的、短期的利益。同时，这周重要的是，布什们最终可能是为实现一个可能根本并不在他最初清单之中的目标做出了贡献。
伊拉克战争当然为中东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那就是全球资本流动的自由，一种既不属于美国的总统们，也不属于伊拉克人，而属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自由。他最终的历史意义是打碎了中东长期以来对自由市场的不服从。和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作为行为者，美国总统在此时也仅仅是整个资本主义的傀儡和提现木偶，他被整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捕获后的思想和行为驱动着他完成整个体制制定的目标。但他本人并不认为这件事情有多重要，相反，他认为自己是在完成一些其他的更重要的目标，比如为伊拉克带来民主，比如为美国从事国际尊严和荣耀，比如保障自己的选举和政治安全。是他的无意识，或者说是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无意识，也继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市场的盲目的自然力在推动这些事情的实现。而这些看似富有权势的行为者，本质上只是市场秩序的夺舍物，是资本主义的道成肉身，他们本质而言是毫无主体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