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社会学3】官僚和资本的双重压力下,我们如何重返未来?》文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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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精神的变迁:暴雨和重塑

时间,一个哲学和当代物理学中的核心问题,一个我们无法实际感知的"幻觉"。我们似乎只能通过一些现象,例如日升月落,寒来暑往,来"描述"或"感知"它。然而脱离这些现象,我们真的能直接"经验"到时间吗?亦或者说,如果一切都"维持现状",如果所有的事物都如保守主义的最后堡垒撒切尔所说:"没有任何替代方案"(there is no alternative)。那我们是否可以说:时间已经消失了。

事实上,从现象学的角度而言,当代世界的人们的确感受到一种奇异的停滞。未来那个我们曾经向往的进步,或者仅仅是单纯的变化,如今却变得模糊而遥远,我们似乎正身处于一个被困在永恒当下的时空。英国文化理论家马克·费舍尔为这种状况创造了一个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在他看来,当代社会已经丧失了想象另一种可能性的能力,资本主义的逻辑如此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我们无法设想一个非资本主义的未来。

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还要简单。批判理论家詹明信这句话,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注脚。未来不再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而是被"现在"所殖民的已知领土。德国观念论最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曾将历史比作一只见证真理的猫头鹰,而这只猫头鹰只有在黄昏降临时才会振翅高飞。然而当下的时代恰如一个无尽的黄昏,真理和意义都变得暖昧难明,我们像是被困在了一个永恒的黄昏时刻,光明就在地平线上,我们能看到它,它在理论上就存在于斯,但它却始终无法真正到来,这种状况令人室息却又无法逃离。在这样一个时空里,时间似乎失去了开创性的维度。过去和未来都被现在所吞噬,历史失去了它的生成性动力。齐泽克曾以"时间的僵局"来形容这种状况,在这个僵局中真正的变革似乎已经不再可能,革命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我们被困在一个没有出口的永恒当下,一个不断重复却又没有差异的时间循环。

正如,《重返未来:1999》里,世界被永远停在了新千年之前。在那场反向升腾的暴雨之下,时间再也无法向前流动,未来仿佛被彻底取消。玩家扮演的角色试图以各种方式打破这个僵局,让历史重新恢复生机。但我们的努力似乎都归于徒劳,每一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时间如同卡壳的齿轮,无法正常向前流转。这个游戏世界何其像我们当下的处境,在一次次的所谓"革命"之后,在左翼理论家一次又一次的,我看再过两年这个系统迟早要完"的"末日论预警"下,这个世界仍然维持如初,甚至是不断倒退。这种倒退不是改变也不是"替代物"(alternative),而恰是最恐怖的、对已经发生的进步的"抹除",正如"重塑之手"想要做的是对历史的"去时间化处理"。

然而就在这个时间循环中,《重返未来:1999》仍然提出了一个颇具哲学深度的思考,真正的突破是否恰恰蕴含在这个重复的僵局之中,是否正是在一次次的倒退中,在永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失败里,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变革。如果未来已经被预先取消,如果某些人总是希望消灭过去让其"从未发生",我们是否反而应该重返过去,去发掘那些未竟的可能性。

这种时间观念让我们想起了本雅明的"弥赛亚时间"概念,在这位常被遗忘却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革命的任务不是简单地期待未来的到来,而是要以"倒退"的姿态介入历史,去唤醒那些被遗忘的声音。真正的历史不是单向度的进步,而是充满了断裂、倒退和重复。而每一次的重复——再来一次,都蕴含着差异的生成都开启了新的可能性。抑或说,在某种程度上,未来永远无法被直接经验,而必须在对历史的重写和"再阐释"的基础上被"重返"(revisit),这正是我游玩《重返未来:1999》后最直接的哲学体验。

在这里先给没玩过这款游戏的同学们大概讲解一下,《重返未来:1999》的世界的角色大致分为两类:信奉并能使用神秘学魔法的、感性的、崇尚个人不确定性力量的神秘学家和运用科学和理性相信力量可以通过可复现的知识代代相传的人类。圣洛夫基金会和芝诺军备学院是维持和调停这两个世界分歧的核心组织,圣洛夫基金会以巴甫洛夫为名,是所有神秘学家和超自然事件的总收容所。但也有一些神秘学家游离于其之外,它以SCP基金会的模式,按照现代的官僚理性运作,凌驾于感性的、个人化的、不可控的个体神秘学家之上。以巴甫洛夫为名,也代表了他们将神秘学家视为可驯化物的思想,看似是要归化神秘学家,让其适应人类社会,实则是要将其规训。而芝诺军备学院的宗旨是以优补优,主张融合神秘学界武装力量与人类社会武装力量的组织。

在1999年,世界出现了所谓"暴雨"的大灾难,暴雨降下的那天除了在基金会里的神秘学家,所有神秘学家和人类都会死亡,并且时间会倒退回之前的时代。圣洛夫基金会希望通过主角维尔汀收集世界各地和各个时间线上的神秘学家,以预测和扭转暴雨的影响,并发掘、破译暴雨的秘密。而他们的对手重塑之手,则是由具有种族优越感和被迫害历史的神秘学家组成的秘密组织,催生于神秘学家遭受歧视、驱逐、边缘化甚至屠杀的黑暗年代,他们极度仇视普通人类,鄙夷神秘学家混血种,致力于吸收世界各地神秘学家,支持任何消灭普通人类的势力,对普通人类复仇。

重塑之手自认为掌握改写一切的能力与权柄,不断改变历史,放大一个时代的"时代病"(比如让美国大萧条时期的人加速崇拜资本主义和金钱),以加速暴雨的到来,让世界不断回溯,直至回到组织成员认为的"秩序正确"、"比肩神明"的时代。

而黑格尔哲学中的"时代精神"和"世界历史"概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重返未来:1999》中的"时代病"和"重塑之手"背后所蕴含的哲学思想。黑格尔认为,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其独特的"时代精神",即那个时代的人们所共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文化气质,这种时代精神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它一方面影响和制约着个人,另一方面又在个人的行动中得以实现和体现。而"世界历史"则揭示了时代精神背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态逻辑,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不是一连串事件,而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走向自由的辩证运动。每个历史阶段都是这一运动的必经环节,他们相互否定,又在否定中实现了扬弃,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经由黑格尔,马克思道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即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驱动着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

而在《重返未来:1999》游戏中,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社会矛盾,而这些矛盾集中表现和具象化为一种"时代病",即对特殊物,也就是某种只在特定时代才具有极强意义的事物的病态欲望。重塑之手就是通过放大这些欲望和矛盾,将时代的矛盾推向极端并引爆,从而加速"暴雨"的到来。他们对历史进程的干预,正是以操纵"时代精神"的方式进行的。

然而,以一种齐泽克的视角来看,重塑之手的行为是注定难以全功的。因为试图抹平不同时代的差异,将历史还原为一个想象中的"黄金时代",这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幻象。而主体之所以陷入这种幻象,正是因为他无法接受大他者,即社会符号系统的空洞性和非一致性,将世界历史通过矛盾而形成的断裂蜕变理解为绝对线性的自然过渡。重塑之手拒绝承认不同时代之间的断裂,执着地想要修补历史的创伤,反倒反映了他们对一致性和同一性的病态渴求,而非自己所宣称的神秘学家天然的多元性和感性。

事实上,齐泽克认为,历史的真理恰恰存在于这些断裂和空缺之中。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到来,都意味着旧有秩序的解体和新秩序的建立,期间必然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真正的革命行动不是要消除这些偶然性,而是要敢于承担"暴雨"般的历史突变,并在其中开创新的可能性。而"重塑之手"试图放大历史的创伤,并让历史无限回溯的行为,看似是一种激进乖张的"暴行",但离真正能够洗练天地的"神性暴力"相去甚远,本质上只是在懦弱地逃避真正的革命行动。他们对过去的眷恋,反倒是反映了一种保守主义和怀旧情绪。

大家如果看过伍迪-艾伦导演的《午夜巴黎》就知道,电影里面的主人公从来没亲历过1920年代的巴黎,但却对那个时代充满怀旧情绪,非要穿越回去生活在那个世界里面。英文里有一个词叫Anemoia(怀旧),指的就是对自己并没有经历过,也不真正了解的时代的怀旧,而这正是重塑之手的意识形态避风港。

"时代病"与重塑之手

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之手试图利用"时代病"来实现其复古主义目标,恰反应了一种深刻的哲学悖论。一方面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症候和危机,这与黑格尔的"时代精神"概念暗合;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些危机的回应,却是倒退和爆破而非前进和革命,试图通过"返祖"来治愈时代之伤。这种情论在当代哲学中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复古主义论"。所谓复古主义,指的是一种认为过去比现在更美好,应当恢复传统秩序的思潮。

在政治哲学中,复古主义常常与保守主义相联系,保守主义者强调传统、等级和权威的重要性,反对激进的社会变革。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应当回归到某个理想化的"黄金时代",因为彼时人们安分守己、各司其职,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然而,现代性思想家们对这种复古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指出复古主义所设想的"过去",往往是一个被美化的幻象,而非历史真相。马克思曾嘲讽地写道:一个社会即使已经探悉了自己运动的自然规律,也不能超越自然的发展阶段,或通过法令取消这些阶段。在他看来,任何社会形态的出现都具有其历史性,试图逆转这一过程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哪怕在更早之前,黑格尔也对复古主义持批评态度。在他的历史观中,人类社会是沿着"正义的进步"方向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比前一阶段更加接近自由和理性。他明确反对启蒙运动中的某些思想家,试图恢复古希腊城邦制度的尝试,认为这是对历史前进性的否定,是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一种简单化回应。

事实上,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齐泽克对所谓"古代精神"的批判,反映了哲学史上"反理性主义-贵族主义"和"理性主义-普世主义"之间的对立。所谓"反理性主义-贵族主义",指的是一种全面反对理性因素,信奉人类不平等的思想传统。这一传统代表人物是尼采,他鄙视现代启蒙理性,认为他抹平了人与人之间天然的差异,乃至是等级差异,产生了一种奴隶道德。在他心中,只有少数贵族才能不受道德和理性的约束,能勇敢地说"是",执行一种"对世界的肯定性"。与此相对,"理性主义-普世主义",则强调理性在人类思想和行动中的主导作用,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反对特权阶层。这一传统发端于启蒙运动,集大成者是黑格尔。

在黑格尔那里,理性不仅是认识世界的工具,更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是理性精神不断走向自我认识、实现自由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最终必将导向一个理性的、普世的未来。而重塑之手的行为体现了极端尼采式的思维方式,他们鄙视当下的时代,认为大众陷入了片面的、看似"理性"的物欲追求之中。这种想法来源于一种还原主义的、本质主义的种族清洁论,即认为人类的理性不过是伪理性,而神秘学家的感性正因其超脱其中,所以更接近神性。

因此重塑之手们便可以自为真理的捍卫者,试图用一场场席卷一切的"暴雨"来纠正时代的堕落。他们利用"时代病"加速历史倒退的"暴雨",不是要治愈时代病、推动时代,甚至不仅仅是要让时代彻底崩坏,从而回到"过去",而是让时代"从未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最激进的反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这种姿态昭然若揭的,也从未想掩饰的正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傲慢。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决定历史的走向,平民百姓则只配做历史的牺牲品,做"连金子和食物,石油和清水都分不清的蠢货"。

然而重塑之手从未思考的是,当把神秘学家对立面的人类完全消灭后,神秘学家自身的感性和多样性的根基还能够存在吗?难道届时神秘学家的"新世界",不会又有一套先区分、后压迫的、总体性的"人类逻辑"存在吗?在这个意义上,重塑之手正好成为了其要反对的事物,而非其所歌颂的、只属于神秘学家的感性世界。

感性、多元性与理性集权化

然而,重塑之手并非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机械降神,就如同现实里的保守主义者和贵族主义者绝非"天然"就维护这套观念一样。重塑之手的极端化和"懦弱化",我不愿意称其为激进化。一方面自然是来自于人类历史上对少数族裔或异见者的迫害,这一点可以从福科的精神病学史研究中窥见一斑;但在另一方面,我其实更倾向于把现代意义上的重塑之手,理解为基金会的官僚主义-资本主义逻辑所创造出来的绝对反面。

《重返未来:1999》中的圣洛夫基金会是一个类似于SCP基金会的组织,它可以说是现代性理性的最高体现,它以"收容、保护、研究"神秘学家为己任。表面上维护了人类社会的稳定,但实质上却通过高度理性化、科层化的管理模式,对一切其视为感性和非理性的人事物进行无情的规训和压制。从维尔汀和马库斯的生平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压制主要体现在基金会对神秘学家的从小到大、从生至死乃至于各种知情权的"管理",也即福柯所说的"人口管理"上。而这种幻想类型无论是圣洛夫还是SCP,之所以有如此高的人气,自然是有其历史和哲学根源的。众所周知启蒙运动以来,理性被视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启蒙思想家们认为只有通过理性,人类才能摆脱蒙昧和专制的束缚,实现自由和解放。然而启蒙理性的反面却是,对感性和非理性的绝对贬抑与排斥。

在启蒙哲学来看,感性代表了一种原始、混沌、非逻辑的思维方式,是理性必须要克服的对象。这导致了现代社会对感性和非理性的普遍压制,形成了一种"理性中心主义"。然而正如极端尼采式的感性学不过是保守主义的面纱,极端体系化的理性也难逃异化的风险。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尖锐的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一切人的感性能力异化为单一的"感性"——即对金钱的感性。而它更是一种"简单的理性",是一种将一切事物和活动理解为数字和进出账的"伪理性"。在这种资本的逻辑下,人的感性活动被抽象为劳动力的机械运动,人的情感体验被简化为利益的得失计算。这种异化不仅扼杀了人的感性,也扭曲了人的理性。

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发展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他们认为,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终极理性,在现代社会已蜕变为一种工具理性,它将人和自然都视为可以被操纵、被控制的对象。在工具理性的逻辑下,一切事物的价值都被简化为对目的的有用性,这不仅导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也导致了理性自身的异化,理性沦为统治的工具背离了自身的解放使命。

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后一个重要人物哈贝马斯,也在其"交往行动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所谓"生活世界",指的是人们日常交往、互动中形成的共同背景和意义视域;而"殖民化"则意味着,这一生活世界逐渐被体系的理性逻辑所侵蚀和取代。体系通过货币、权力或官僚程序等抽象媒介,将生活世界中的人际关系和文化传统转化为可被操控、被管理的对象。个体的自主权和交往的真诚性不断被侵蚀,生存空间日益被压缩。

《重返未来:1999》里的圣洛夫基金会恰恰体现了现代性理性的这种异化。表面上他以保护人类、收容异常为名,实际上却将神秘学家等"异类"视为需要被规训、被矫正的对象。在基金会的高度理性化体系中,神秘学家个体的特殊性、创造性、感性被无情的抹杀,他们被简化为档案中的编号和数据。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将理性异化和等同为权力,将感性和非理性简单地视为对权力秩序的威胁,从而必须被压制和消灭,而并不反思其内在的张力。

而芝诺的军事制度逻辑则体现了另一种形式的理性之恶。作为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组织,芝诺将人视为达成目的的工具贝,将社会关系简化为赤裸裸的权利关系。在其冷酷的计算中,个体的价值取决于其对组织目标的贡献,而非其内在的尊严。芝诺用物化的逻辑对待人,用操控的手段规划人的命运。

在这里,个体的生存空间同样被压缩到了极点。正如福柯所揭示的那样,现代权力通过一整套规训机制,将个体的身体和灵魂都纳入到管理和监控之中。它以标准化的程序和严密的等级制度,将如神秘学家的异类"囚禁"在看似正当合理的体系之内,剥夺了他们作为主体的自由和尊严。在这个体系中,理性成了正当化压迫和维持持续统治的工具,而丧失了理性在黑格尔那里审视和突破历史矛盾的核心价值。

正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的那样,启蒙理性的原本目的是解除人的恐惧,使人能够质疑一切既定的秩序、成为革命的主宰。但讽刺的是当理性成为唯一的尺度时,它本身就成了一种新的神话,一种新的颠扑不破的总秩序。当感性和非理性被理性完全摒弃时,理性自身也丧失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它异化为一种僵死的教条,一种压制性的暴力,这正是我们在圣洛夫基金会身上看到的困境。

因此我认为重塑之手,与其说是简单地因为被压迫而希望毁灭人类、重塑神秘学家荣光,不如说是看到了神秘学家在这样一个制度下正在被不断的"人化"、被不断地"异化",其身上的感性特质、"特殊性"和"差异"正在被不断洗干抹净,最后变成了和制度下的芸芸众生一样的"被压抑者"。而更可悲的是,无数的神秘学家反倒享受这种症状,感觉自身被接纳、不必东躲西藏,自己的价值被挖掘和实现了。这对于重塑之手而言,真正的背叛或许不是物理上的反背和消灭,而是这种精神上的文化上的彻底的皈依和臣服。

"人化的"神秘学家:最高明的殖民

在《重返未来:1999》最新的剧情中,北方哨歌女士正生动地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理性霸权"和"学科霸权"的代价和后果。她所研习的理线学所处的边缘地位理,以及他自身为了发表和教职做出的比常人痛苦百倍的努力,恰恰彰显了感性学科在理性霸权下的困境。作为一门非主流的、依赖感性直觉的学科,理线学不断遭到基金会内部日渐理性化的"神秘学主流学界"的排斥和边缘化。这种处境反映了现代社会中感性知识的式微,以及理性霸权对多元知识形式的压制。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感性一直被视为次于理性的认识能力。从柏拉图到笛卡尔再到康德,哲学家们不断强调理性对感性的优越性,将感性知识和身体性贬低为模糊、不确定、欺骗性的。这种二元对立深刻影响了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那些难以用理性范畴把握依赖主观经验的学科,往往被排除在主流学科之外,成为边缘化的对象。因此作为一个强调地脉能量、依赖身体感知的领域,理线学很难被现代科学,甚至是主流神秘学共同体的理性范式所容纳。

然而如果我们从圣洛夫基金会的官僚主义立场出发,我们细究其文本,会发现事情可能比这更吊诡。就像北方哨歌自己所说,理线学之所以被视为"多余"的学问,除了其独特的研究方式之外,更是因为它是在抢夺基金会内部有限的学术资源,在引起学术话语的割据和纷争。

正因此在主流学界看来,理线学不光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异端,更是一个威胁既有秩序的他者。正如福科在他的知识考古学中揭示的那样,任何一个时代的知识体系都建立在特定的话语规则之上。这些规则决定了什么是可以被陈述的,什么是必须被排斥的。他们以制度化的方式规训和管控知识生产,将一些知识形式推向话语的边缘,理线学的处境恰恰反映了这种话语霸权的运作逻辑。作为一种感性的、非主流的知识形式,它必然会受到理性中心主义话语的排斥和打压。

至此我们会发现,《重返未来:1999》中的圣洛夫基金会相比于直接消灭神秘学家,实际上是以一种更隐晦、更为高明的方式实现了对神秘学家的控制和"殖民"。与重塑之手曾经历的,目前也正反过来在进行的那种赤裸裸的种族压迫不同,基金会采取的是一种柔性的规训策略,它不是消灭神秘学家的肉体,而是通过制度的力量同化他们的思维,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融入现代理性的逻辑之中。

正如马克思·韦伯,在他的官僚社会学著作《经济与社会》中所说:官僚制的核心特征是形式理性的支配地位在官僚制组织中,抽象的规则和程序凌驾于个人之上,个体的行动必须服从于预先设定的目的,分工细密而专业化程度高,每个人都是整个机器中可替代的零件。

韦伯认为官僚制代表了一种空前的理性化,但同时也带来了个人生活意义的丧失,个人沦为异化的机器丧失了主体性和自由。在圣洛夫基金会这个技术理性的集中体现中,我们同样看到神秘学家个体的感性能力被日益削弱,他们开始用制度的眼光看待世界,用程序化的思维理解世界。他们或许还从事着神秘学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已经被纳入到基金会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维护既有秩序的一部分。

正如福柯所言,现代权力通过制度和话语对个体进行无所不在的规训,使个体成为驯服的身体和驯服的灵魂,被殖民的不仅是神秘学家的行为更是他们的主体性。

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指出,意识形态的力量不仅体现在明确的信念和主张中,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和行为模式中。这些看似自然、正常的行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外在化它们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规定和限定了我们的思想空间。在圣洛夫基金会中,韦伯式的官僚理性恰恰以这种方式渗透到了神秘学家的日常生活之中。程序化的工作、等级化的关系、标准化的评估,所有这些不经意的细节都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神秘学家的主体性,使他们成为现代理性意识形态的载体。

因此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圣洛夫基金会对神秘学家的"殖民"远比重塑之手更加隐蔽、更加系统也更加高明,它不是通过暴力消灭异己,而是通过制度将异己同化。不是改变人的外表,而是塑造人的内心,不是以敌人的面目出现,而是以理性、秩序、效率的名义出现。这种殖民不仅难以察觉也难以抵抗,因为它所依凭的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内化的规训,不是个人的意志,而是整个文明形态的逻辑。

不可能的激进想象:来亚什基何以可

好了,现在我们基本上理解《重返未来:1999》的哲学底色了,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故事,是一个由反黑格尔主义的浪漫保守派(这里的浪漫指其狂野的复古想象)和绝对形式的理性主义者(指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佳联姻)展开争夺的世界。

如果你对当代世界具有一定的敏感性,那么当你考虑到斯拉夫文化圈内东正教传统的复兴,以及他们号召重回沙皇时代的口号和中东地区几乎毫无道理的历代性的仇杀与反仇杀/掠夺与反掠夺,以及昂撒文明里自由派建制对北约类的军事官僚机构的拼死维护时,你必然会有一种奇怪的幻视感。那么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社会主义又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

在1.8剧情之前,其实我们很难看到相关的描述,直到他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比邻北极圈的苏联飞地来亚什基,斯拉夫神话中的人鱼成为了乡村教师,发挥着类似"政委"的工作。这个村庄运行着与苏联主体部分不同的工人自治主义结社,以其特殊的卢恩矿石与各大重要机构进行交易、获得生存的资本。而随着其资源枯竭,芝诺在明面上希望将来亚什基居民撤出,在暗里却派出了理线学家北方哨歌,许诺其让理线学进入主流学界,换取其勘测当地的地脉和矿石。最后北方哨歌被其从未体验过的社会主义共同体之情所打动,反水芝诺,与人鱼"政委"一起找到了新的资源,保护了来亚什基的主体性。

这个故事看似简单,但其实有不少可以深挖的地方,也有许多部分可以给我们一些关于这个尤其艰难的时代的启示。这个故事在我看来其实有三层结构,让我们先进入第一层结构,也就是故事最表层的剧情。代表现代性,而且更有可能是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芝诺,希望收编作为一种异质的现代性,也就是社会主义形态的来亚什基。

结合来亚什基的原型——皮拉米登,一个靠近北极圈的前苏联飞地。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世界的苏联解体之后。那么我们会发现芝诺和欧美精英集团一样,都希望收割后社会主义世代的前苏联国家。为了资本主义利润,我必须占领你的土地、奴役你的工人,把你的精英送到最合适的、也就是我们的地盘。而北方哨歌作为一个在官僚主义制度下,勉强为生的边缘学者,在这里遇到了虽身为异族,但仍然领导着这片土地的人鱼维拉。其深受社会主义思想感召,找到了官僚主义里没有的价值,最后用自己不被认可的学科打败了芝诺,守护住了土地。这就是这个故事最浅层的逻辑。

从表面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收编和殖民的故事。芝诺作为资本主义军工复合体的代表,试图以官僚理性和市场逻辑,重塑来亚什基这个社会主义飞地。它的目的是为资本扩张服务,为此不惜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简化为可以被任意配置的"人力资源"。这种做法体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即将一切价值都转化为市场价值,将人和自然都纳入到资本的增值运动之中。

来亚什基则代表了一种不同的现代性想象,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同体,它建立在平等、博爱、协作的基础之上。在这里个人不是孤立的原子,而是紧密联合的共同体成员,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这种社会形态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物化逻辑,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正如马克思所设想的,它预示着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在这场现代性之战中,个体面临着艰难的扶择。北方哨歌原本是主流社会的边缘者,她所研究的理线学饱受官僚理性的排斥。

来到来亚什基后,她见证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吸引力。这种体验使她产生了深刻的转变,从一个苦苦挣扎于官僚体系的学者,成长为一个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她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共同体,用感性智慧抵抗理性霸权,她的转变体现了个人觉醒的可能性,昭示了抗争的希望。而维拉的形象则更为复杂,作为一个非人类的领袖,她身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理想和困境。一方面她以身作则践行平等博爱的信念,努力维系共同体的团结,她接纳异己包容差异,展现了社会主义的人道精神;但另一方面,她也面临着现实的困境,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危机四伏。作为领袖的她必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困境也正是社会主义在现实中面临的困境。

来亚什基的故事通过一个具体的叙事展现了不同现代性形态的冲突与角力,它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现代性并非唯一的选择,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需要个人的觉醒和集体的努力,北方哨歌的转变昭示了抵抗的希望北方,而来亚什基人民的实践则展现了理想的力量。然而在故事的第二层逻辑里,我们会发现来亚什基的矛盾,有点太容易被解决了,不是吗?首先无论是来亚什基还是它的原型皮拉米登,其实都是靠资源开采维持生计的飞地,甚至在历史上也需要苏联中央政府的大力补贴才有可能维生。

而来亚什基故事的解决方案仅仅是靠北方哨哥的能力,又为来亚什基续上了一块新的资源,并且让来亚什基可以低价为周边工厂提供资源。然而我们要问:如果这块资源也枯竭了呢?或者说在其他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分享的地方,来亚什基这套自治社会主义还能够运行吗?它在广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又如何定位自己呢?

在这里我们显然触碰到了,整个苏联模式和自治主义理想的边界。来亚什基的故事似乎给我们一个完满的结局,但这种完满恰恰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之上。来亚什基的生存高度依赖于资源优势,这种优势一旦丧失,它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重复、失败、再来一次

事实上来亚什基的困境反映了整个苏联模式和自治社会主义理想所面临的困境,这些实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成功,但在更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却难以找到立足点。它们或者依赖于强大的中央集权支持(如苏联)或者依赖于特殊的资源票赋(如来亚什基),一旦这些条件发生变化,其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这揭示了社会主义实践在现实中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难题,即如何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生命力。

马克思曾设想,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率先实现,因为那里具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但历史的发展并非如此,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发生在欠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往往面临着严峻的现代化任务和外部压力,他们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快速推进工业化,并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抗资本主义阵营这导致了一种"超政治化"倾向,即国家力量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自主性受到压抑、政治参与遭到限制、长此以往社会主义的理想逐渐异化为国家理性的工具。

而来亚什基没有试图解决这个大的问题,反倒是把视角不断坍缩,最终凝聚到一个点、一块地、几个人身上。它不再去想社会主义运动天然的国际主义倾向,或者"所有人的自由发展才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这样的宏观叙事,亦或者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社会主义世界如何实现商品的公平交换问题。比如假设芝诺真的来强攻来亚什基贝或者对来亚什基实行垄断性商业战争应该怎么应对的问题,而只去讨论一个"小国寡民"的特定条件下,如何实现"少数人的社会主义",这无疑象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这就把我们引到了这个故事的第三个逻辑:那就是来亚什基的原型,也是依靠煤矿资源和中央供给生存的皮拉米登。它在苏联时期一直作为苏联对外的一个宣传口岸,让欧洲人可以体会"苏联式生活",在苏联解体后它也被视为"苏联最后的遗迹",作为旅游景点供人参观。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了,在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其实社会主义也正在被商品化、变成一个景观、一个可"供人撤退"的资产阶级想象。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来亚什基或它的原型前苏联的皮拉米登,到底是一个社会主义阵地还是又一个复古主义的、遗世独立的乌托邦幻想?如果是后者的话,来亚什基的坚持和重塑之手渴望"回到过去"的坚持,又有什么区别呢?变革者到底是应该追求人类未来的发展和总体矛盾的解决,还是追求一个稳定的、遗世独立的,但能实现自己抱负的乌托邦。这似乎是整个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先锋政治理论和以世界体系理论为首的新政治经济学在讨论的核心命题,"在世界总革命宣告阶段性终结的时刻,在推翻世界市场几乎已不可能的当下,追求偏安的地方性小解决方案是否还有实践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来亚什基的实践,当然有可能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而是隐含着一种复古主义的倾向,体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现实的逃避维和对"美好过去"的想象。

就如齐泽克曾批判性地指出的那样,当代社会显然存在着一种"后革命"情节。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下,真正的革命行动似乎已经不再可能,人们转而沉面于对过去革命的追忆和想象,这种追忆和想象往往带有一种怀旧的色彩,将过去理想化为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但问题在于这种乌托邦是建立在对现实的逃避之上的,它没有完全介入到当下的矛盾之中。从这个角度看,来亚什基的社会主义实践,可能正是这种"后革命"情结的一个体现。表面上它似乎在抵抗资本主义的侵蚀,捍卫社会主义的理想。但实际上,它可能只是在复制一种过去的生活方式,沉面于一种与世隔绝的乌托邦幻想,这种幻想虽然美好但却缺乏现实基础。它没有真正的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挑战,也没有为社会主义的未来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

更进一步说,来亚什基的社会主义实践,可能本身就已经被资本主义逻辑所渗透和利用。社会主义本身已经被商品化,成为了一种可供消费的景观。人们去到那里,并不是为了参与一个真正的革命实践,而是为了满足一种复古的情节,一种对美好过去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已经被资本主义所殖民,沦为了一个商品符号,这种情况恰恰反映了当代左翼所面临的困境。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下,任何抵抗和革命的尝试都可能被体系所吸收和利用。你以为自己在反抗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在复制资本主义的逻辑;你以为自己在坚持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在消费社会主义的符号。这种吊诡性质的背后,是资本主义的全面渗透和殖民。那么是不是这就代表来亚什基模式一无是处,仅仅是一小部分人的自嗨呢?

我们认为不是如此简单,我们既不能直接全盘接受来亚什基的"胜利",也不能沉浸在对这种简单的胜利的批判中无法自拔,最终堕入绝对的悲观主义倾向。事实上我认为,《重返未来:1999》团队是明确清楚来亚什基模式的局限性的。正如剧中叶甫根尼(口误)所说:来亚什基已经走上一条注定的路,与所有的努力无关,与我们是否有着坚决的意志无关。我们曾试图生产一个真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但……不仅是芝诺,对于整个世界而言,保守才是当今的主流。现实正是这样,寡淡无味,了无生趣,令所有人失望。

毫无疑问,这段话揭示了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困境。来亚什基人毫无疑问承认了保守主义在当今世界的主导地位,承认了革命力量的示威和边缘化。在后革命的背景下,似乎任何抵抗和变革的尝试,都注定要被体系所吸收和收编,变革已经失去了它的历史主体,沦为一个空洞的符号。但另一方面,请不要忘了北方哨歌回复叶甫根尼的这句话:芝诺在害怕我们——他们害怕我们找到新的火种,害怕我们不受蛊惑,拥有只属于我们的、他们无法操控的未来。

这位被边缘化的学者在这里强调的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我们也要坚持生产,"一个真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一个自由而平等的人类共同体的愿景。尽管这个理想在当下看来如此遥不可及,但我们仍然要为之奋斗,因为这是我们"只属于我们的、他们无法操控的未来"。

这或许才是来亚什基故事的核心,它不是一个社会理想有多么完美和光芒,而是不管它暂时有多少缺陷和问题,它仍然足以让官僚老爷们感到"失控"了.当直面这份光明的理想时,官僚和资本们会惊奇的发现,自己不断在运行的欲望机制,比如对北方哨歌许诺将其学科主流化;对孩子们许诺更好的教育机会北方哨;对和工人们许诺更好的生活和更少的劳动,这些似乎"所有人都想要的"、"普世的东西",在这里反倒失效了。

在这里一个经典的辩证法翻转出现了,一些被时代塑造成"普世"的事物,比如知识范式的主导权、文化资本、金钱和享受,反倒变成了特殊的"相对之物",对来亚什基人而言没有任何的吸引力。而那些本应是特殊之物,被认为是难走出偏安一隅的东西,比如对同志的感情;对自由劳动的向往;共建共同体的热情;对每个人不加保留的赞赏和肯定。反倒借助来亚什基这个不能再特殊的特殊者,闪耀出了普世性的光芒。在这个意义上,来亚什基的实践并非毫无意义,而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重要提示。它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个想象革命的空间,一个探索未来的场域。

在这个空间中,矛盾似乎轻易地得到了解决,善良似乎最终战胜了邪恶。这种"过分美好"的剧情当然隐含着一种意识形态幻象,一种对现实矛盾的简化和掩盖。但同时它也表达了一种切实的愿望和诉求,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困难的时代,普遍和特殊的界限是如此的模糊,最小的水滴也许反倒能激起最大的浪花。此外我认为这个故事也是对重塑之手,那种基于种族被压迫经验和历史创伤而形成的【种族优越主义】的反攻。

正如来亚什基的"政委"、人鱼和被边缘化的理线学家北方哨歌所示,作为异质性的个体、作为边缘化的个体,真正获得救赎、真正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既不是加入重塑之手,以种族优越和种族复仇之名大肆清洗维,创造下一个加沙;也不是加入基金会,完全放弃自身的感性和多样性,彻底臣服于官僚理性的殖民逻辑。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在一个个共同体里,切实的根据自己的独特性和边缘经验,创造别人没有的价值。这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革命主体和革命道路的视角。

在这个故事中,真正推动变革的力量不是主流社会的精英,而是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人鱼、理线学家北方哨歌以及来亚什基的普通民众。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抵抗霸权,创造历史,展现了一种与主流趋势不同的革命的可能性,一种超越性。在来亚什基革命的主体不仅仅应该是抽象的身份,也应该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口。每一个个体,无论其处于何种社会地位,都有能力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历史的创造中来。关键在于要认识到自身的特殊性和边缘性,并将之转化为推动变革的力量。这需要我们突破既有的意识形态框架,发掘自身经验中蕴含的反抗资源。

同时个体的反抗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最持久的力量。来亚什基之所以能够抵御外部压力,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的团结和互助,这种团结和互助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凝结而成的。它需要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需要对共同利益的持续追求,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个体的特殊性都需要得到承认和发展,每个群体的主体性才能因此得到了确认和提升。

在这个意义上,来亚什基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斗争实践之中,存在于我们对一个不一样的、时间可以流转的世界的想象和追求之中。的确,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来亚什基也不是一个新的苏联,人类总是只能在一次次的尝试中螺旋式前进。而哪怕是暴雨的停滞和回溯,也总会带来新的东西。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正是无数的跌倒和爬起构成了我们最终胜利的基础。重复,这个在列宁和齐泽克世界里都无比重要的东西,也许正是害怕失败,害怕"无法解决全局问题,于是就什么都不做的当代人"最需要的东西。也许我们需要的,恰恰是来亚什基式的微小的、不够全局的、如星火般转瞬即逝的努力,重复!失败!再试一次!

到底什么是重返"未来"?

相信把这个视频看完的你,不难发现,"重返未来"这个概念本身就蕴含了一种"重复"的时间辩证法,我们需要先经历未来的中断,再解决过去的问题,最后才能重新回到未来。也就是"如果我们不解决过去,我们就永远无法到达未来"。它与齐泽克经由对列宁的研究所发现的"通过重复实现超越"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齐泽克看来,真正的革命不是单纯地完全抛弃或完全回到过去,而是要通过"重返"过去,从而实现对过去的超越。这种"重返"不是简单的时间倒流,而是在新的语境下对过去进行重新解读和改写。正如我们开头所说,本雅明的历史哲学在这里尤为重要,他在《历史哲学论纲》口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隐喻,"我们所谓的进步,就是这样一种观念。他以为自己在前进,实际上不过像乘坐在反方向开动的列车上的人那样在前进。"在本雅明看来真正的历史不是单向度的进步,而是充满了断裂、倒退和重复。革命的任务不光是向前看而是要回首过去,去唤醒那些被遗忘的声音。换言之,我们必须通过"再往后看一次",才能真正"向前看"。

事实上,《重返未来:1999》中的"暴雨",恰恰体现了这种时间观的颠覆,它打断了历史的连续性让人们意识到,我们并非身处一个必然通向未来的列车上。相反,我们必须回到过去,去解决那些未竟的议题,去唤醒那些被压抑的可能性,只有这样,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才有可能到来。在某种意义上,"暴雨"描绘的正是一个本雅明式的弥赛亚时刻,所谓"本雅明式弥赛亚",并非指向某个特定的未来,而是对现有时空秩序的内在中断。它并非带来"启示",而是要揭示当下的危机,为历史的重新书写开辟了可能性。在这个关键时刻,过去与未来历史与救赎交织在一起,人类才能释放出改变世界的潜力。

《重返未来:1999》以一种辩证的、弥塞亚的方式,重塑了我们对时间和历史的理解。他告诉我们,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必然到来的,而是需要回到过去,去承担那些未完成的任务。真正的未来不是简单的"将来",而是过去的重复和改写。作为革命者,我们需要以"重返"的姿态介入历史,在废墟中发掘出新的希望,这就是重返未来的真正意义所在。用齐泽克的话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重复"的勇气,一种直面过去的创伤,从而回到"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一个由我们开创、而非我们被动前往的未来,这或许就是重返未来的真正意义。

感谢你收看学院派Academia的游戏社会学视频,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