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经济学8】民众没钱能有多可怕？详解世界大战的真正起因》文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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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描述的话，我应该会用"需求不足"这个词，或者更通俗的说"人民没钱了"。然而，这两个词之前是无法直接交替使用的，原因也很简单，在经济持续增长，资本总积累稳定的时期，哪怕民众手里没有多少钱，他们往往也愿意消费；哪怕资本暂时缺少头寸，他们也愿意加大杠杆和寻找新的现金流；或干脆是怂急政府开闸放水，放宽信贷要求。
但在经济下行期，尤其是资本看不到明显的投资机会和商业增长点，也就是资本回报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时期(这个具体的经济学理论问题我们后面会再阐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会选择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前者减少投资和雇佣，后者减少消费和支出。这既是一个经济社会学的问题，也是一个宏观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23年是多么特殊的一年，恰恰相反，这种需求不足的总趋势才是一个社会高速资本化之后的必然结局。
如果我们把立足点抬升，把目光放远，我们会发现需求不足这个问题并非中国也并非近三年或者五年才开始出现的现象。从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前的若干年，西方国家通过"消费主义"过度挖掘人民没有真实收入支撑的消费能力时起，西方经济社会中整体需求不足的问题便已经显现，只是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罢了。
而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前后。我们就会发现，需求不足的问题已经伴随人类旷日持久了，只不过其前后的几十年间，在凯恩斯这一强大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支持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开始支持"国家信用扩张"的做法，一方面刺激企业投资、 加大国家权限；一方面进行阶级让利、 调和阶级矛盾。在资本和人民两个层面开闸放水，拓宽了投资和消费的深度和广度，最终使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有了更多的、 强有力的武器，暂时性地解决了需求不足问题。
但是这些武器能否真正解决社会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就8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化所带来的全球帝国中心成本向第三世界的转嫁和对全球南方的收割来看，国家信用武器的"弹药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世界体系内部的国家间权力不平等所导致的超额剥削。而哪怕有这样的超额剥削存在，08年金融危机仍然大规模地爆发，揭穿了国家和资本两个层面的"信用大爆炸"，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因此在今天，我们必须说，这种"向未来借贷"和"向落后国家掠夺"的金融政策是极其难以持续的。
追根溯源这些问题的根源，最终还是马克思在近两百年前就提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个深层次矛盾最终导致了，在经历过一段高速发展和繁荣之后，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到少量的人手中，而财富较多的人边际消费倾向总是低的，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财力的不足，加之预防和避险的心理造成消费意愿降低，于是社会的总需求就会更加呈现出不足的状态。由此带来的经济减速，将使得众多国家要么寄希望于存量博弈中，企图靠击败对方来获得更广阔的外部需求使其持续发展；要么创造更多的金融工具和手段，来延迟阶级矛盾和经济问题的总爆发。
而资本精英们想出来的更聪明的办法，则是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双轨并行，既进行跨国剥削、 也进行金融创新，或者更巧妙地、 用金融创新来掩盖跨国剥削，最后再用跨国剥削而来的资金来刺激国内的需求。由于中国特殊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被供给不足所困扰，社会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我们其实是第一次遇到，因此才导致了短期内极其严重的政策工具不足，政策一致性不够和民间的紧张反应，最后表现出来的就是整体性的通货紧缩和金融市场波动。
因此无论是江湖还是庙堂，是想要变革还是存续，我们都必须对这次事件和背后的原理，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背后的需求不足问题以及过去西方尝试过的不能全功的政策武器库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二战背后的难题：总需求不足问题
人类文明的进程伴随着战火和纷争，但资本主义和工业世界的到来，将伤亡的烈度和战争的阔度拉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让战争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总症结点。
20世纪先后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将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卷入其中，但只要我们带着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眼光去回望那一段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国内需求不足这一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关于政治、 经济和战争，很多人通常持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极简观点，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战争是政治的延伸。
但是纵观世界历史，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产业资本阶段时，为什么会爆发世界级别的热战，背后真正的原因只用以上的极简观点来解释是不够清晰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比如生产过剩、 需求不足才导致了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而这种恶性竞争的极端形式就是世界级别的热战。
一个国家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会伴随着巨量生产力的提升，来为国内市场以及全球市场提供大量的产品，但工业化发展的国家内部的购买力增长速度往往低于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也就导致各国都必须依赖外部市场，才能实现经济的平衡。而这种对外部市场的争夺，往往需要靠对外战争来解决。两次世界大战就是经典案例，是某些国家的产业资本崛起过程中，因无法靠内部消化危机，从而开始对外争夺势力范围，原材料产地和一般商品市场所派生出的激烈的冲突现象。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就会发现，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对原有的形成产业资本的原材料产地，主要是殖民地和产业资本形成后的商品输出地即各个国际市场，所发动的地缘竞争。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实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战争，是由那些具备帝国主义战争条件的国家所挑起的资本争霸。
借助两次世界大战来展开分析，将有利于理解历史上那些极端冲突可能的成因与需求不足的内在联系。
两次世界大战背后的需求问题
1871年普法战争后，德国实现了统一，并从法国手中拿到大量的资源、土地和赔款，进而大大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在19世纪70年代末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到了1913年，德国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对比同时，英国因其先发优势，仍拥有庞大的殖民地体系，居于世界头号霸权地位。美国则通过多年坚持门罗主义，维持着对整个美洲的控制力，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殖民地的作用。
世界版图上易于掌控的殖民地基本已被列强瓜分殆尽，德国继续发展的空间被极度限制，作为后起之秀的德国，在工业化的背景下缺少殖民地，又存在自身内部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问题，对资源和市场有着巨大且迫切的需求，对外输出产能和掠夺原材料成了它的选择。为了争夺新的殖民地和市场，德国最初选择大力扩张海军，挑战英国、荷兰、西班牙等海上霸权国家，但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
海上的输入、输出线路持续受阻，于是德国由海权战略转为陆权战略，
开始由柏林向南修建一条通过巴尔干地区，跨越土耳其直通亚洲的铁路，
以实现其欧亚大陆连接型发展路线。但如果德国通过铁路，
绕过整个海权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控制而直达西亚，就意味着进入了石油产地，
可直接得到中东一带充足的石油供给，同时可将大量的工业品输出至整个亚洲。
巴尔干地区作为铁路的必经路线，注定成为一个战略要地。1914年6月28日，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发生了针对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的刺杀事件，奥匈帝国取得了德国的支持，在一个月后对塞尔维亚发动了战争。随后法国与俄国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德国作为奥匈帝国的同盟国也对俄国和法国宣战。随着战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了进来，最终发展成死亡人数超1000万，伤者人数超2000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实际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余年，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就曾说过一段话：尽管是在讨论俄国与法国的关系，却也道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经济原因"如果小投资者们非常爱好积攒(很多年来法兰西民族一直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嗜好)，那么输出资本的需要就变成绝对和不可避免的必需了"。
当一个国家或民族处于工商业高度发展时期，剩余资本很容易就会积累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西方国家恰好处于这一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电力，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过剩的产能。
聚集的产业资本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在本国市场已经饱和的情况下，需要迫切的寻找外部市场，而外部市场的重新分配必然引发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间激烈的争夺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挑战旧有秩序将成为必然，一场世界级别的热战就不可避免了。
经过四年的战争，以英国、法国、 俄国为首的协约国取得了对同盟国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此次世界大战共造成了17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参战各国的经济实力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据统计法国钢铁产业年产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68.7万吨下降到180万吨，且还需偿还30亿美元的债务，英国则需要偿还美国约40亿美元的借款，英法作为战胜国尚且如此，战败的德国经济情况则更为糟糕。
签订《凡尔赛条约》后，德国背上了无力偿还的2260亿马克(约合113亿英榜)的债务。由于大量生产资料被战争摧毁，为了偿还债务、重振经济，大部分欧洲国家不得已加快货币的印刷速度，叠加战后生活物资的稀缺，欧洲各国很快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恶性通胀。尤其是德国，在1922年初，1美元可兑换320马克；到了1922年下半年，1美元可兑换7400马克；直到1923年最严重的时候，买一个面包就需要一万亿马克。恶性通胀侵蚀着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也影响了企业再投资与生产，居民的购买力一度降到冰点。
与此同时美国由于地理位置远离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生产设施未遭到破坏，其国内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成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耗最小的战胜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前线的大量需求使资本在军工、农产品等行业大量聚集，进而在整个工业链条上拥有了巨大的产能。对美国的投资者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是"天降横财"，而琳琅满目的商品也展示出美国社会的繁荣景象、产业资本的繁荣和实体经济利润的缩窄，也引发了投机热潮，金融股票的市场价格一浪高过一浪。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前线需求和原本的"欧洲外需"也已随之消失。但习惯满功率运行的美国产业资本，已经无法适应减速，仍然盲目地认为国内和欧洲有做不完的订单，不知不觉间，"美国制造"的产品产量已经超过美国本土和欧洲市场的需求总和，整个社会进入严重的产能过剩而需求不足的资本主义危机时期。
直到1929年左右，美国经济仍然循环卡壳，并在股票市场的"史诗级暴跌"下，迎来了名为"大萧条"的大危机。而在这种需求不足的背后是严峻的贫富差距问题，即便作为战胜国美国也无能或者说缺乏足够的政治压力、政策资源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共识凝聚力，来解决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阶级矛盾和总需求不足这种内生性的经济问题。
源自美国的"大萧条"最终也波及了欧洲市场，由于欧洲各国幅员狭小人口稀少，比如当时的瑞典只有几百万人口，却拥有从钢铁、机械设备甚至到汽车制造的完整工业化体系。在"一战特需"被切断之后，基本没有能力通过自身完成经济周期调节，再叠加战后通货膨胀和居民的低购买力水平，生产过剩危机首先从欧洲小国迅速蔓延开来。
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情况更加特殊，《凡尔赛条约》的巨额赔偿加上来自美国的"大萧条"冲击使其整个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在1928年仅获得2.8%的选票的纳粹党，在1930年就成为国会第二大党，并于1933年开始执政，确定了德国整军备战的路线。这一路线产生了大量的军工需求，美国的产业资本为了快速从生产过剩的泥潭中脱身，转而向曾经的"敌人"德国，输入大量的资源、 技术和商品，同时提供大量的贷款帮扶德国复苏。
在1933-1939年间，与德国军工企业合作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其中美国军火公司杜邦公司，甚至向德国出售了战斗机等高级武器设备，几乎可以说德国提供的巨量需求拯救了美国经济同时也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德国在一片经济废墟上重建了军事能力，使得其有能力再度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
1939年德国向波兰发动了"闪电战"，欧洲大陆由此卷入战争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参与国家更多，波及的地域范围更广各国伤亡人数更多且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额更为巨大，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整个欧洲的各种工厂、设备等生产资料被摧毁得很彻底。
与此同时美国则为了解决"大萧条"危机而统合国内统治阶级推行"罗斯福新政"，实行阶级妥协政策，颁布《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和《铁路调整法》等法案，收购电力、 天然气及铁路等公共事业私营企业将其置于联邦政府控制之下，试图用国家力量重振需求和投资，将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拉回到很低的水平。
再结合战后最高曾达到90%的边际所得税率，可以说英美在1940-1980年间，把贫富分化控制在了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而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当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地缘战略呈现出了较为混乱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初期重工业、军工业被限制，于是德国的投资开始流入苏联甚至中国。比如中国部分军队抗日战斗的装备，一开始都来自德国，后期又因为各国的政治立场尚不明确，且美国为了应对自身需求不足的危机，其国内资本大力输出产能，帮助德国重建了军工产业，使后者有能力再次挑战欧洲霸权。日本方面英美为了支持其北上进攻苏联，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前，也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究其原因，导致这种混乱的是工业化主导的地缘战略，各方的利益需求不同。
工业化时代地缘战略往往是以占有资源、扩大产能、开拓市场、消费需求为目的，而地缘战略本身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敌人和朋友，是敌是友完全取决于各国的战略取向和内部压力的迫切程度。各国的冲突的本质仍然是为了实现向外部输出产能，以缓解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这一目标。
我们是否会重蹈覆辙？扩大内需是否能解决总需求问题？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导致近代各种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国自身的总需求不足；经济无法持续增长；对外输出产能成为摆脱困境的重要途径；于是国与国之间短暂的、由资本稳定积累增长为背景的国际资产阶级的合作博弈，就会迅速演变为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市场和需求，而非仅仅是资源的零和博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并未受到太明显的冲击，其他几个参战国虽然受到重创，但财富的集中程度仍然很高。财富集中于富人的局面，使得全社会的总消费持续不足，于是很快又导致了大萧条的爆发。
继而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整个世界的格局和国家内部的资本结构被重塑，很多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也在炮火中一同被消灭了。二战后过剩产能被摧毁，头部人群聚集的财富也随之消失，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被拉回到很低的水平。同时战后英美等国政府，借助于投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使底层民众收入大幅提升，同时对高收入群体设置超高的税率，为工人阶级让利，以寻求社会稳定。
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冷战的开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的国防支出大幅增加，并通过税务和国债来填补这方面支出，寻求在政府层面拉动总需求。西欧和日本经济也在美国的援助下陆续恢复，出口和投资需求开始回升，可以说20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里，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一次末日互毁之后迎来的黄金时期。西方经济整体上没有出现严重的需求不足局面，这背后的核心动能有三个：一个是战争带来的财产的大规模被摧毁，所带来的需求抬升；另一个则是国际资产阶级在这方面，学到的历史教训，让他们在不让出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前提下，学会对工人阶级适度让利以拉升需求；最后一个则是苏联一方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制度新选择和国际政治大挑战。
然而这三个动能每一个都是不稳定的，首先随着工业生产率逐年提升，在战争被摧毁的财产、商品、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源很快就被恢复了，人们的需求逐渐回到了正常程度。其次对工人阶级的让利，也逐渐构成了资本积累的障碍。尤其是在西方事件内部，培养起了强大的工会乃至工党，他们虽然并不寻求直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但也将劳动力成本抬升到了，一个资本家越来越无法接受的程度。最后斯大林死后，苏联内部的制度问题丛生，并且在多个国际政治博弈中失信、失权，同时欧美各国在国内严防死堵共产国际的政治渗透，都使得苏联所带来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小。
这些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集中爆发，具体表现为美国政府快速新自由主义化、管制放松和所得税税率下降以及在政治层面上新保守主义化，资产阶级精英希望逐渐撕毁战后的阶级协议、恢复资产阶级的霸权统治，这最终使得社会贫富分化程度一路攀升。即使经历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解、2008年的"次贷危机"以及2020年的新冠疫情冲击也没有明显下降。
贫富分化的加剧意味着普通收入居民消费力的下降，社会总需求降低，也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统治力越来越强，并且更加不愿意进行阶级让利和妥协。这都使得危机的积累越来越加速，时至今日美国的贫富分化程度，已经逼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而由此带来的总需求不足，大国间的贸易摩擦以及大国直接涉足战争等情况又开始出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殖民宗主国控制力下降民众意识觉醒等，许多殖民地宣布独立，全球国家数量激增，旧的殖民主义体系逐渐崩塌。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取而代之的是通过非军事手段，建立在新金融货币体系下，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殖民体系。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苏联解体。
新兴经济体开始崛起，西方国家彻底取消了贸易与资本流动的限制。同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的加持，全球化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世界各国的经济逐渐融为一体，产业链跨越多个国家，所有相关国家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使人们一度相信，在这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环境中，多种冲突都可以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实现康德所说的永续和平。
但我们现在都知道，其本质是希望通过新一轮的全球化，将市场直接深度串联，避免如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为了市场准入再起冲突。然而尽管市场是公开的，但是市场的总需求仍然是有限的。各国的商品之间的竞争力也是有区别的，因此全球化并没有带来90年代学者所说的经济上的灵丹妙药，整个世界的需求不足格局和国家之间的经济权利不平等情况仍然与二战前没有太大区别。当然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变量，那就是中国的快速崛起，短时间内带来了大量的需求，要知道从1990年的GDP仅占世界的1.6%发展到2022年的17. 8%，仅花了30 年的时间，而且与整个后冷战的全球化进程高度重合。
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贸易关系，那就是中国长期作为贸易的出口方，向美国提供传统商品，并获得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这些顺差一部分用于购买其他国家的原材料，一部分形成了一定量的境外投资。而美国借由美元的国际货币优势，创造出基于美元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同时获取廉价的商品。基于这样的国际经济供应链环境，中美双方相安无事，甚至一度有人提出中美关系的"密同论"。而次贷危机期间，中国也确实在经济上配合美国作出了调整，极大减少了次贷危机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冲击，这种模式下表面上看美国是逆差国，中国是顺差国。
但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或许就能更清晰地认清问题的实质，在贫富分化不严重的阶段，每个国家自身的供给大致和内部的需求平衡，各国之间可以相安无事的发展，但随着内部财富愈发集中，需求将逐渐降低，各国不得不在外部寻求能产生贸易顺差的目的地，以弥补国内所缺失的需求份额。这就使得工业化国家之间以及工业化国家和生产高端产品的国家之间，必然逐渐发现彼此处于零和博弈中。只有限制或影响其他国家的产能，才能使得自身的需求顺利出口。这也是美国主导俄乌战争持续升级的原因之一。而整个过程中，欧洲的产能确实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与此同时每个国家也希望，自己能够抢到其他国家的产业链份额，例如美国试图重新工业化，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又希望"去美元化，制造自身的国际货币，本质都是希望争夺更多的出口份额，或者至少降低进口份额，以实现自身有效需求的扩张。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一是世界整体贫富分化加剧，带来的社会总需求降低，使中国本土商品对外的出口受阻；二是美国国债和金融资产的风险加剧，继续共进美国国债和美国资产的意愿降低；三是随着中国本土企业向高端制造业进军，对美国高端商品的依赖逐步减少，未来这一领域的进口势必减少。也就意味着和美国的冲突会随着经济纽带的减弱，更加难以调和；四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以这种方式获得出口顺差，本质上是用自己的商品交换其他国家的资产。然而其他国家，不可能无限制地接受中国商品，而出让本国的资源和土地，这条路径事实上不可能长久持续。
所以综合来看，在未来中国并不可能继续延续过去30年，通过顺差拉动经济发展的路子；同样美国也不可能继续走，通过制造美元和芯片来出口就获得世界资源的路径。因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已经消耗不了那么多，带附加条件的高端商品了。如果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都不改变自身的发展模式，最终很有可能会重演20世纪的悲剧。因为双方都无法在不对外输出的情况，稳定的运转下去，必须去争夺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才能使得经济增长延续。如果意欲直接替代对方甚至杀对方，只能是两败俱伤。
如果中美两国同时能够改变自身的发展模式，在各自内部实现供需平衡，那么双方的竞争就不再是零和博弈的局面，美国显然并不愿意看到另一个世界强国的崛起，但如果对方不会导致其自身的利益严重受损，那么两国至少可以在竞争与合作之间磕磕绊绊的继续前行。也就是说，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如果其中一方能实现内部的平衡而另一方不能，在中美这种级别国家的发展竞赛中，双方很难在五年或十年中赛出胜负，但只要自身能解决好经济发展的问题，至少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苏联和美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较量，最终美国能够胜出，实际上靠的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依靠苏联自身的失败。
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研究如何使得一个经济体实现内部的供需平衡。既是使得世界走出零和博奔的关键所在，也是保证中国自身发展，不受到外来力量严重影响的关键所在。然而，这个问题，也正切中资本主义的核心病灶，因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剥削，就导致了供需之间，也就是工人赚到的钱和花出去的钱之间，永远都是不平衡的。
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其说是如国际政治里的现实主义者所说：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实力竞争，或者如西方自由派所说，是两个不同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之间的价值竞争。不如说是两个越来越趋于同质化的，以资本结构为核心的、 标志性的"现代民族国家"，在解决资本主义总问题上的历史性竞争。这种竞争并不是简单的经济竞争，甚至都不是更复杂的制度竞争，而是对于人类是否能跳出资本主义这个逐渐衰老的历史条件的制约的竞争。谁先找到了这个版本的版本答案，谁就能在这场竞争中胜利。而如果双方都没有找到这个答案，无论是哪个国家在短期内，在任何一个或几个层面上获得了上风。从长远来看，最终只能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竞争格局和结局里打转。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启示恰是这种自由的辩证法，也即60年代以来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到齐泽克都在讨论的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不是阶级决定论。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既是经济决定论，也不是经济决定论。说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其意思是在特定的历史结构里，比如资本主义里，人类的能动性是绝对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而且是高度可预测的：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经济决定论，其意思是人类拥有一种打破历史结构的自由，一种再造天地的自由。
置换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下，其意思就是，如果中美仍在资本主义竞争格局下打转，最终一定是经济因素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冲突，一切似乎都被"决定了"。但中美乃至全球人民都仍然有一种不被决定的自由，那就是考虑和尝试彻底跳脱出这个体系的自由。而这也是我和这一系列探讨需求不足问题和经济制度未来建设的视频的另一位创作者，北京大学的史帆兄所想要做到的事情，我们这一系列视频很大的理论灵感，就来自于对于他的新书《破局》的共同思考乃至于批判。
史帆是一位奇人，是少见的怀有马克思主义理想的金融从业者，希望能够从实际的角度，先理解当代资本世界的运行规律，然后再从制度的层面对这个系统进行颠覆。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和硕士毕业后，他就开创了致诚卓远这一私募基金，目前管理了百亿多的资金，在资本市场里做出了一番不小的成绩，也算是打破了"马克思炒股也输钱"这个梗的魔咒。
向我们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在颠覆资本主义世界方面有指导作用，而且对资本主义内部机理和运行规则的解析也不输于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纸上谈兵"，在功成名就之后，他也潜心学术，重回北大进行研究，最终写出了这本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制度主义和对资本市场深度研究的奇书。
而从学术层面上来说，在我看来，史帆的这本书其实是主要从宏观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重新诊断了"剩余价值被剥削"，这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经济症状"，也就是"总需求不足"问题。他追溯了该问题的历史根源、当代发酵和可能性的解决方案，尤其讨论了为什么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以国家信用和国债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解决方案已经被证明失败了。
同时史帆也深度结合了他自己多年的金融从业经验，从中国市场多年的变化和改革进程中，为我们讲述为什么我们、乃至全世界已经到了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哪怕我们到了一场新变革的关隘，我们也要思考变革之后的世界，应该要按照什么样的方式运行，这种运行方式又具有多少可行性？革命需要打碎旧世界的激情，但更需要填密的理论来建立新世界。于是乎，他在这本书里，开创性的讨论了一种新时代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配套政策，他将其称为"国股民营"制度，而我将其称之为"社会主义化的资本市场制度"。
新时代公有制：如何社会主义化资本市场？
如我们前面所说，无论资本主义国家是采取国债方案还是跨国剥削方案，都无法在本质上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因为需求不足问题，甚至都并不是民众没钱那么简单，他还涉及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主体，也就是"企业", 与工人、消费者其他企业乃至是国家之间的复杂博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投资，无论是投资于新的生产资料比如建立工厂，还是投资于劳动力，比如雇佣新员工，还是单纯的投资于其他企业，都是为了获取未来收益，而且预期资本回报率是决定企业是否投资的关键。
从单个企业角度来看，企业是否盈利取决于个体的竞争优势。但从整体市场环境来看，由于金融资产与负债成对出现，本质上是收益在不同持有者之间的转移，企业利润追根溯源只能由实物资产产生。全社会所有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一定等于企业利润总额除以社会所有实物资产总额。由于企业利润总额占GDP比例在不同年份的变化不大，其增速与GDP增速保持一致(每年约8%)，而社会总实物资产在2001-2019年中，平均每年以12. 4%左右的速度在增长，GDP和实物资产分别增加了4.76倍和8.08倍，这导致了全社会总体资本回报率，在过去40年呈现一路下行的趋势。研究估算当前全社会所有企业的整体资本回报率，下降到仅为4.3%。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回报率并不会无限制下行。
《21世纪资本论》研究了西方国家百年以上的数据，从中长期看世界各国的资本回报率始终比当期经济增速高约4%，这高出来的4%体现的是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其投资所需的风险溢价。当社会整体资本回报率下降到4%左右，意味着企业的预期收益仅能覆盖其经营风险而不能覆盖其资金成本，企业的自发性投资将会停止。此时即便通过各种政策的调整，充分降低投资者的政策风险，也不可能使其整体风险低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百年来平均4%的风险溢价，因此4%的资本回报率是投资风险警戒线。针对临近资本回报率的状态，所谓"静态陷阱"就会出现。
由于资本回报率无法继续下降，投资增速不能同之前一样，持续以高于经济增速的速度增长，即便由政府主导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只要政府投资的项目期望在未来年度产生正的现金流，将会使得其他现存企业获得的现金流变少，致使更多企业落入亏损区间而逐渐退出。在这样的状态下，不管用何种方式，并不能真实地使投资再度增长。
日本"失去三十年"以及欧美1929年的"大萧条"，本质上都是"静态陷阱"的不同表现形式。自发进行投资的企业，在考虑到所有税费等的综合效应后，其整体税后资本回报率会稳定在"经济增速+4%风险溢价"上。在资本回报率下降到下限4%后，由于无法继续下降，全社会所能投资的总量只能被迫的和经济增速相当。
因此等同于"全社会总资本乘以4%"的企业收入，在这个阶段将无法通过投资的方式返回经济体，且企业资本收入的所有者通常都是高收入群体，也难以将这部分钱完全转化为消费，最终无法投资和消费的部分钱，将转变为某种形式的金融资产而存储起来。社会中任意一份金融资产的产生，必然相伴产生同等价值的一份金融负债。在次贷危机前，这些金融负债由并不具备支付能力的穷人来承担，穷人承担不起就会最终造成整体崩盘。在此之后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负债缺口都由国债来承担，从而造成这期间政府的实质性负债都在巨量增长。
在传统经济框架下，当进入到资本回报率接近4%的状态后，如果不进行财政赤字刺激，社会将必然处于需求不足的状态中。从本质上看，需求不足的问题和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根本危机是一致的。在资本回报率接近4%风险溢价时，投资会迅速下降，定量的说明了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条件。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过去四十年以来，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危机为何没有爆发。
当前局面下，和之前马克思的论证过程类似，只有将企业利润中无法被投资和消费的这一部分，重新无偿导回到经济体才可以破除死锁状态。而这在私有产权下是无法做到的，必须依赖于某种形式的公有制。而在新时代下，"公有制+自由市场"的方案，在史帆看来是可以并存的，这源于他对资本市场变化的一个关键洞察。在历史上企业家、投资者、资本提供者三重身份，通常是由一个自然人集中完成，这种三位一体的同构，才能构成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任何只占据其中一种身份的人，都只能被称为是"资产阶级"。
其中，企业家的身份主导企业的经营，通过创立新企业或通过引入创新来推动现有企业发展。他们往往对企业的日常运营和长期战略有深刻的理解和影响力，投资者的身份则选择承担何种风险？投资何种公司？如何使剩余资本完成再投资和再生产？他们专注于研究资本配置、风险评估、收益追求，寻求通过股票、 债券、 基金等金融工具或直接投资于公司来获取回报。他们可能对企业的实际运营和管理了解不多，资本提供者的身份则通过投资出自己的剩余资本，提供社会所缺乏的资金来获得资本回报。他们往往通过贷款、 债权投资等方式，向企业或项目提供所需资金，并一般寻求较稳定的回报。
而当今社会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之后，这三者则分别是职业经理人、基金经理和基金购买人，而在今天，能完成这个三位一体，练就"资本家金身"的资产阶级，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几乎可以说只有马斯克、贝索斯、比尔盖茨三人，而其他的大资产阶级，比如巴菲特则对企业管理和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主导权，只作为投资者和资本提供者存在。这三角是很难同时存在的，但只要这个金身炼成，它也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权柄，这也是马斯克渴望深度介入虚拟货币的原因。然而以美国资本市场为例，只有约3%的企业，其管理层持有公司10%以上的股份，而其他企业则普遍实现了企业家和资本提供者的分离。
此外美国市场上，"个人投资者+中小型对冲基金"的总体持仓占比不到25%，这就实现了投资者与资本提供者的分离。同时美国市场上市公司中资本回报率最高的企业，没有任何一个自然人或基金持股超过10%的股权分散企业。这意味着在当下，对企业经营的评估和激励，基本可以通过股价这一中间指标来完成，并不需要一个实体的自然人或机构对其进行评估。在现实中这三个身份中，资本提供者身份的收入占比远远高于其他两个身份。
比如在21世纪，资本提供者也就是基金购买者，其总收入高达5.3万亿，占据整个(中国)经济(总利润)的98. 6%。而投资决策者也就是基金管理者，或者说我们熟悉的金融精英其实只占0.48%，也就是264亿。经营管理者也就是企业创始人或职业经理人则稍高，占到了0. 89%也就是486亿。而真正运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其实主要是企业家及投资者这两个身份。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真正到来之前，我们仍然需要利用这两个身份的社会功能，除非我们有更好的、更为大家所接受的计划经济手段。
因此我和史帆认为，当今之计唯有继续保持由自然人来完成企业家及投资者的两重身份，而由国资或者说社会主义化的公有资本，来完成资本提供者的身份。也就是说在经济层面维持自由市场的运作，但在资本层面，尤其是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制度性层面，寻求社会化，这也是国股民营体系的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葛兰西主义的角度来说，这也可以是一种分化资产阶级内部的战略手段，通过暂时性的团结普通资产阶级，也就是实际干活的基金管理者和职业经纪人。先把垄断经济收益的1%中的1%，也就是万分之一的大资产阶级斗倒完成社会化，就可以实现新时代阶级斗争的第一步。更进一步来说，从制度角度而言，国股民营也可以实现将企业收入中无法被投资以及消费的部分，稳定的返回经济体。
从操作上讲就是国有资金，将个人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进行赎买，最终使得所有上市企业穿透到顶层后为国有持有。这部分企业产生的超额资本回报可以回流到国家财政，最终通过转移支付或减税降费等方式，将超额资本回流经济循环中，从根源上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从全社会的经营管理层面看，由于国有资本仅仅是在基金的最顶端对私人资本进行替代，除了最顶层的基金中的基金等大机构(Fund of Funds, 简称FOF)，其他市场参与主体行为模式完全不变。
而最顶层的FOF在面对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时，其行为模式也类似，即尽可能的做高自身收益，让国有资本来购买。具体的方式可以由各级财政分散持有总体的国有资本，财政相关管理人员在市场中寻找过往业绩较好的FOF，并将自身资金交由其管理，最后将投资收益用来支撑本地财政的相应支出。在这种模式下，哪些FOF最终被选择也是一个完全的市场行为，这将推动中国财政由过去的"土地财政"向"资本财政"的转变。
当股票分散在投资者手中时，是一项风险资产，其估值将由未来现金流以带有风险的折现率进行折现。当所有股票汇总作为整体被持有时，其总体回报率几乎为定值，相应的折现率亦较低，故而其价值比分散持有的情况要高。因此当分散资产风险汇合后，将为全社会带来整体收益的提升。
政府对所有流通股进行回购，是一项帕累托改进的行为，只要规划得当，将不会有任何群体出现利益损失。有了这个前提在推行国股民营时，国家以合适的价格在市场上购买股票，可以实现国家不亏损的同时，民众利益得到提升，不仅不会面临阻力很可能得到民众支持。国股民营的实施，离不开资本提供者与企业家、投资者三重身份的分离，在我国这些分离目前并不如美国彻底，表现在大量上市公司其创始人仍在经营一线，股市的机构化程度仍然较低，同时分散持股的企业在中国仅占A股市值0.7%，且资本回报率较低。
在短期首先可以在上述0.7%的市值的分散持股类公司展开试点，通过补充更完善的做空机制、股价和管理层激励的连接机制等，以构建完整的"投资者—股价—经营"的闭环，使该类公司能够复现美国市场中，拥有最高资本回报率的结果。其次将该类型公司的股票逐步由国有基金，通过若干层资管机构来购买，探索国股民营在这类企业上的实现，最终将该模式继续扩展至现有的其他民营及国有企业。国股民营能否真正起效，取决于大部分上市公司，能否将其利润归集到政府，这并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通过上述分析，当期的企业资本回报中必然有较大部分，不会再通过消费或投资回流到经济体中。
在一段时间内投资和消费都难以通过市场自发地被刺激，因此财政刺激政策仍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可以预见的是，一旦完成国股民营的转型，财政将逐渐好转，从而替代国债发行等传统提振措施，并为进一步的社会主义转型提供机会。当然我们也必须重申，我们绝不认为"国股民营"就等于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新形态或新阶段，甚至是最终社会主义经济的完整形态。
因为它仍然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几个核心问题，比如市场经济下资本和劳动力的不对称、生产资料的被垄断、工作场所里的集权问题等等，但我们认为这将是一个对紧迫问题，也就是需求不足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也是解决上述更复杂、 更深刻问题的一个起始点。而在接下来的几期视频里，我们将继续讨论需求不足问题的几个当代解决方案，和这些解决方案失败的原因，并在最后更深度的解释"国股民营"作为一种制度将如何实现一种新时代的公有制，为解开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僵局提供可能性，为未来更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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