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社会学12】前后三十年，中国叙事和道路选择的矛盾》文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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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三十年，中国叙事和道路选择的矛盾
前排提示: 本视频是从《繁花》 引申出的，对中国当代思想的历史社会学和意识形态学批判。你不需要看过《繁花》也可以看懂，它只是一个“例子”。
在我们看来《繁花》不重要，但《繁花》所呈现出来的矛盾的中国很重要，而90%的《繁花》观众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性，沉浸在布尔乔亚自由主义景观中无法自拔。
而另一部分人，又对这种资本主义景观毫无兴趣的社会现象更重要。没错，《繁花》 是矛盾的，关于它的评价是多极的。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制作精良的都市史诗，是大时代下有情男女的现代侠客列传；有人认为他是给旧时代招魂，用民国的魔都偷梁换柱新中国的上海，无条件地美化自由市场制度；有人认为它的本质还是屌丝爽剧，其中的资本商战和生意经缺乏深度；也有人认为它是上海的民族志，记录了这座复杂城市难能可贵，且正在逐渐消亡的依稀往事。
在我看来，这些评论全对也全错，《繁花》的本质恰恰在于它无意识地揭示了80年代前和80年代后的两个中国，甚至49年前和49年后两个中国的矛盾性。也揭示了资本与社会的两种制度道路，两种美学思潮，两种生活模式的碰撞，争锋冲突纠缠矛盾，乃至最后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妥协、以待时变。
这种矛盾和偏执，在剧中，体现为精通西装的老牌大布尔乔亚爷叔，在劳改之后仍然固执地穿着中山装；体现为浪子宝总面对多条道路，多个有情人时的爱无能；体现为东方明珠方起时的大厦崩塌繁华落尽。
在《繁花》里，上海这个与中国的现代性关联最深的城市，运行着混合的制度，而城市中的人过着矛盾的人生。它当然不是现实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典型的诗性的、隐喻性的影像文本，他无意识的缺陷就是他最大的内容。
在这一基础上，如果要为《繁花》的“表层文本”寻找一个主轴，我想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家一句鲜为人知的短语或许合适，那就是“布尔乔亚的兄弟友爱”。用一种没那么激烈的话来说，我觉得“市民社会的兄弟友爱”要更准确一些。
而王家卫最擅长的莫过于，对发达的都市市民社会景观的描述从《阿飞正传》到《重庆森林》，从《春光乍泄》到《花样年华》，不一而足。但在《繁花》 里，王家卫描述的感情不止于爱情，也不仅仅是爱情，更多的是一种社区之情。
从黄河路到夜东京，一个个上海社区被描绘的淋漓尽致。一群群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目的，或因缘际会，或比邻而居，或相互竞争，聚到了一起，整个时代的转轨和资本的兴起，都是围绕着这些社区的凝聚和改变展开来的。
而这些社区里，最核心的就是其具有鲜明的“上海性”，甚至《繁花》 本身给出的“沪语版”以及观众对“沪语”的是否才能代表《繁花》精髓的讨论。也加强了这种上海性的强调。
那么什么是上海性呢？用刻板印象来进行推断，或许就是“精致”，是“洋气”，是“西方化”，是“现代化”。简单来说，就是“自由化”、“资本化”。
但问题在于，《繁花》 里拍摄的上海风景，大多是嘈杂的弄堂；是房东葛老师家闭塞的阁楼；是黄河路上的泼妇骂街。
如果我们只把上海性简单定义的话，我们会发现《繁花》所拍摄的这些东西，显然是反“上海性”的。那么是否反过来，我们就可以说，上海性仅仅是地方性呢？或者说诸如《繁花》这类，带有“上海性”特征的文艺作品就仅仅是对一个城市的风貌，特别是大众风貌的完整还原和客观中立表达吗？
显然又不是的，因为如果没有黄河路的纸醉金迷所带来的感官刺激和意识形态冲击，单凭夜东京的社区之情，根本不可能撑得起《繁花》 的热度，后者也根本不是其故事的核心。
事实上在我看来，上海性的实质是一种“不均质的阶级竞争中的现代性”。正如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所说，只有在上海才能看到中国现代性这么复杂的地层，包括阶级关系、文化关系、价值关系、趣味关系等等。而且每一种关系和立场都发育得相对成熟，因为背后有比较坚实，甚至顽固的经济学、物质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依托。
现代性并不是一个普通读者，都能充分了解的日常概念。但说简单也简单，可以分三个层面来讲：
1、现代化。简单说就是工业化、现代生产技术等等。这是经济层面和器物层面的变化。
2、有了物质和技术领域的现代化，就需要有与之配套的经验层面和制度层面的适应过程。这个过程所产生的新历史经验以及为固定这种经验所建立的社会制度、 行为规范。比如从乡村生活到城市生活，从航海到喷气飞机带来的距离的缩小与工业文明技术时代和世界市场相适应的心理、法律、 伦理、 准则等等。可总称为现代性，即生产和器物层面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组织和历史经验的变化的沉淀。
3、最后还有一个“现代派”。这就是在前两项条件下形成的精神、 气质、 想象力、审美创造力等等。这是人为适应新的生存条件和生产方式所做的主观调整和内心准备，也包括新的历史条件所带来的种种主观感受和精神状态。它同时包含观念和观念的创造，包括文学艺术批评等现代人内心世界的表达。
如果现代性总的方向是新取代旧，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中产阶级取代贵族阶级，甚至普罗大众取代布尔乔亚。
那么把上海放置在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总体结构里看/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观呢？大家都知道，上海是一个新与旧犬牙交错的地方。上海人用张爱玲的话说是“传统中国人在近代生活的高压下”磨练出来的一个群体。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性的上海研究热潮起潮落，各种近代考古学、 翻案学此起彼伏。但目前看，一个比较“价值中立”的结论是，在上海这个地方，新与旧、 左与右、雅与俗、土与洋、私人生活与集体性公共性，谁也没有压倒谁，谁也没能吃掉谁。
不但如此，上海还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性内部各种立场和社会细胞发育得最充分的地方。因此也是各种经验、价值、技艺、立场、趣味并存、对峙、竞争的舞台。
上海的地方性体现了布尔乔亚或者说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韧性，从所谓“常人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不断在创作现实”的互动体系，甚至是作为一种精神气质而言是非常顽固的。
这是自由市场非常强大的一个地方，只要他在经济上成型，他就能在生活上快速形成了非常稳固的生活方式、审美旨趣和社会秩序。而当这种秩序形成之后，它不是独享于布尔乔亚的，而是会弥散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并通过物质、实践、 回忆、 叙述甚至梦境遗留下来。
比如《繁花》第一集里，那个特征性的被无数人转载的，爷叔对西装的严格要求。比如葛老师出租的阁楼里京剧、油画和钢琴的交织，以及单相思和有情人之间巴黎模样的普鲁斯特式的持久的等待，沉默和忧郁。又比如黄河路上，各种看似莫名其妙的盘道、交锋和规矩。
而在实际中，它更体现在各条“路”，无论是黄河路还是进贤路上所形成的一个紧密的、活生生的小共同体里。这些事物每一个单拿出来，都没有什么决定性的"资本性"，没有那种最浅薄的资本社会批判者所寻求的"铜臭味"。
这些事物真正构成的，是一个共同体的培养血。是用共通的语言、审美、 交流方式，情感联系手段乃至于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建立起来的排他性社区。这种社区在内部是极有凝聚力的，但也是极其排外的，这种排外排除的，不光是地理意义上的外，更多的是文化系统上的"外部性。
这种基于审美和生活方式的团结，在九十年代自然是布尔乔亚革命的种子。汪小姐和宝总常说的“革命友情”，自然也是这种布尔乔亚革命的友情。用黑格尔的话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彼此之间的互动创造出了“社会力”，例如价值观和规范。
这些社会力反过来又会制度化，成为普通人看来“本该如此”的“真理”和“自然”，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异化”。即由主体所创造的事物(比如文化、 金钱、 价值)反过来侵夺了主体的位置并以此宰治(不一定是压迫) 主体。“上海性”就是这样一个制度化的文化系统。
正如作家王安忆的作品里描绘的那样，在特殊时期，当人民群众到，"旧时王谢" 的家里去串门或抄家时，会发现“布尔乔亚”在上海其实活得好好的，他们的私人生活以及内部风景并没有被摧毁，做派举止规范礼仪都没有跨掉。
可以说，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维度都在顽强地同“新社会”软磨硬抗，而且在局部还保持着优势，还可以随时发动反攻。王安忆的身世、 立场和感受力，总体上是由新社会决定的。但作为写实主义作家，她却不得不正视和惊叹，这种市民阶级的社会基础和价值观念的坚韧性这种坚韧性表现在市民阶级女性身上，尤其令人刮目相看。
可以说，在弄堂、 亭子间、 私人生活的空间里政治上被打倒的阶级，在价值系统和生活形式上，反而是稳定的、坚实的。
这就是《繁花》 里那种消不去、 磨不掉，却又看不见、摸不着，无法被准确定义的"上海性" 的由来。它在根基上是一种布尔乔亚式的市民社会的内部互动手段和“现实再生产系统”，是一套默会的常人现象学规则。
而这种文化规则，虽然托生于民国时期的自由市场上海的经济基础，但由于其文化、 社区乃至于美学特性，是如此具有力量。甚至可以说，是根本继承于法国大革命之后，整个欧陆市民社会沿革的社会和艺术传统。就其表现形式来说，是超越了经济基础的，或者说是有能力伏潜藏，等待时局变革，最终复活出最适合它的经济基础的。
而历史唯物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办法提供一个有竞争力的、竞争性的、 替代性的文化、 艺术和美学框架，而仅仅是号召人们对过去的文化系统进行拆除，以此希望彻底抹去过去经济基础所不可或缺的上层建筑。
在一时一地的政治斗争中，这种策略或许是可以的，但从长远的尺度来看，最终被证明是难以为继的。
让我们想想，当黄河路和舰队的众人，在惋惜宝总失败的时候，他们说的其实并不是上海少了一个有钱人，或者以后他们没法跟着宝总赚钱了。而是说黄河路再也没有这么有腔调的人了，腔调就是布尔乔亚的美学霸权，更是一种对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的阐释权的霸权。
但是如果简单的只把上海性，理解成“市民社会培养皿”。那显然也是不公正的，我们必须要承认，如张旭东所说，同苏联那种以其欧洲部分为中心的普罗大众普世主义高级文化相比，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主导地位都受“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历史条件的制约。
也就是说，受到“小生产者”和前半殖民地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制约，同时也受到长期的政治干预和准军事化管理习惯的制约。
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上海，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 价值体系和文化伦理审美观念，长期来一直处在同各种“非普罗大众”“非历史唯物主义”、“非唯物主义”的因素暗中较劲。局面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进我退，犬牙交错。
客观结果就是，在文化领域，多种合法性或正当性论述体系并存。在政治上取得绝对领导权的一方，往往并不能在伦理、 审美、日常生活方式等领域建立起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反之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压制甚至“批倒批臭”的东西在价值、 文化、 审美领域却往往长期保持着吸引力。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历史的实际演变中，上海性的“同一性”和“社区性”已经被一种辩证的“矛盾性”和“历史性”所取代。成为了一个独特的、 独立的城市特征。见证着葛兰西所谓的"文化集团"，和各阶级"有机知识分子" 的你攻我防、 你来我往。见证着这片被封建主义皇权制度，统治了数干年的土地上，两个异质性的现代化集团经久不衰的斗争。
因此我并不认为，《繁花》所表现的是"自由资本复辟"，是单纯地为布尔乔亚唱赞歌。我更倾向于它表现了一种"现代化集团" 之间的竞争张力，以及无数身在局中的普通和不普通的，拥有复杂的历史遗产和更复杂的阶级身份的个体，对这种竞争的迷茫和困惑。
然而，《繁花》在处理这种历史性、阶级性的困惑时，由于其不敢或者说不能触碰"如何定义前三十年" 这个大问题，所以整个文本走入了一个死胡同。但是我们再多进一步，或者说采取一个现象学所谓的"二阶话语"来看待《繁花》 现象，而并非是“《繁花》文本”，我们会发现这个文本本身的死胡同和迷茫性恰恰最好的展现了它想要表达的时代的死胡同和迷茫性。
它自身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说不清"，恰与当时代的人对制度转轨的"说不清"，构成了最完美的互文。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与父辈，乃至父辈的父辈父辈的父辈的父辈，即一代代挣扎于中国，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现代化道路的中国人仍是同一代人。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审视一下《繁花》 的文本，首先是"缺席的前三十年"，不论这前三十年为何没有被提到，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被提到。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我们可以说，直到现在我们都是无法为其"盖棺定论"的。
因为那场运动在今天仍在继续，或者说它尤其在今天一个真正实现高度资本化的世界中仍在继续，正如周总理六十年代面对外国记者所说的那句话一样
"关于法国大革命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而在《繁花》电视剧的文本中，这种"不提"，亦或者说《繁花》常提到的"不响"，恰也对应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意识形态模糊性，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先不谈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应对当下的时局和危机，我们总要做些什么，所以无论是《繁花》还是现实，都谈不上真正的“自由资本复辟”。因为这段历史缺乏一个布尔乔亚革命或者说缺乏任何革命都具有的一个要素，就是算账，清算之前制度的问题。比如法国大革命清算封建，十月革命清算大布尔乔亚，他更多是强调了“自由市场发生了”，他不得不“发生了”。
因此人们，或者说"宝总一代"的上海人不得不应对它。没错，更多的是"应对"而非"参与"，他们既无法改变最上层对国家转轨的想法，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智力资源来真正理解这场转轨背后的实际历史、政治和经济内涵。
因此他们既不可能是旧制度的卫道士，也很难是新制度的鼓吹者。这是一种时代性的迷茫，我认为《繁花》很好地通过了宝总本人的情感空虚和爱无能捕捉到了这一点。
没错我们不要忘了，《繁花》电视剧首先是一部爱情片，但这并没有让它如一般评论家所说的，沦为了都市爽文或者"小时代"。恰恰相反，我认为《繁花》 里的爱情是一种极其高级的政治和精神分析隐喻。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每个时代的人类都面临不同的压迫和剥削。这些不光来自于其他人类也来自于被异化的、客体化的、建制化的，自称体系的人类系统逻辑。
比如封建主义的父权等级礼法，也比如自由市场的剥削市场竞争。但每个时代的人类，至少一部分人类都一样拥有过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本身既有时代烙印的一面，有扭曲的一面，当然也有美好的一面，地主和狂信徒一样可以拥有爱情。
但我们要思考的是，当我们遇到或描绘爱情时这种爱情是否是真正的爱情。也就是说，它是否具有其真正伟力，足以让一个人超越其阶级属性，文化禁忌和精神创伤去爱。宝总的爱情困局或许也在这里。
王家卫试图营造出，一个资本市场的侠客的形象，萍水相逢、仗义疏财、一掷干金、 重情重义，但又不会对任何一个人或者事物过度执着。这是一个典型的武侠式的文艺想象，特别类似于王家卫之前表达过的《东邪西毒》。
但我们会发现，由于宝总自己的前二十年，即作为"阿宝"的前20年的痛苦和那"不能说的前三十年"一起被掩埋了，所以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他作为一个人物的底层驱力是什么？他的欲望是什么？他和雪芝或者蓓蒂的爱情，并没有特别俗套的穷小子爱上美女，后来美女和富商跑了，穷小子进而发奋图强的俗套戏码，但也因此让我们无法读懂阿宝的动机。
换言之阿宝究竟为什么要成为宝总，是因为女朋友跑了？是因为自己祖上阔过？所以自己也要发愤图强？是因为国家大势转向了？是因为前二十年的物质生活太匮乏？是因为遭人压迫遭人鄙视？(比如《黑标》 里的王志文)所以要屌丝逆袭？是单纯因为觉得市场逻辑更公平，所以要下海？
这些逻辑由于前30 年的缺位，其实都解释不通。唯一一个比较恰当的逻辑，或许只能回到市民社会，或者说社区情怀上来。
我们要注意到，宝总最开始出场炒股票，后面是跟了一堆大爷大妈街坊四邻跟着他入场的，也就是他和蔡司令的“股票舰队”。带着这些小有原始积累的市民阶层进一步发财致富，或许才是这个不把钱当钱的"李逍遥" 的核心驱力。
当然这种社群感有多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多少是自由市场的，甚至有多少是封建主义的。其实我们是很难评价的，这也是当代中国人一个永恒的历史难题和自我的叙事难题。
就好像汪小姐，被派到范志毅的工厂里进行劳动改造，出来之后还是选择自己创业。就好像爷叔一方面对金花举报自己，害自己坐牢无法释怀，更对自己作为老牌大布尔乔亚逝去的美好时光和人生体验无法释怀。一方面又在教汪小姐写检讨时，要强调"认错态度要诚恳"，帮助汪小姐发现自己在组织里的工作确实存在问题。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就好像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总是矛盾着。我们走着两条看似都正确的路，但完全不知道应该往何处走，我们对任一信念的笃定，与其说是我们被这一信念说服，不如说我们是被这时代的浪推着往前走。
《繁花》的“宝总一代”都不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亲历者，甚至不能说是一个被改造和埋葬的阶级和共同体的成员。相反他们都是"新社会"的一员，在人民共和国的体制内成长、 成名。但是宝总那一代人没有经历过社会革命的汹涌澎湃，不知道旧社会地主和大布尔乔亚的剥削烈度，自然无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理想有多深的共情。
他们更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资本自由市场或者是这种制度的表面浮华，十里洋场纸醉金迷，这些记忆只存在爷叔那样更老一辈甚至两辈的人嘴里。因此他们也更不可能打心眼里理解，为什么自由市场就是好的？
在一个就连最上层人物都要倡导"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繁花》与其说是“自由资本复辟”不如说是一个表面浮华、 内核空虚却又扎扎实实地以其叙事之无力，展现出中国彼时与此时之迷茫感的文艺实验和文艺实践。
这种"意识形态无能"其实也贯穿在《繁花》这部剧的"爱无能"之中，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多势力、阶级和意识形态竞争的场域中，宝总无法选择。他从始至终拒绝选择，他不要美的如梦似幻，在一众工厂工人中美出超脱感的雪芝；也不要在日本与她萍水相逢，完美演绎上海土著女性之精致与义气的玲子；还不要甘愿和他一起卖茶叶蛋，在体制里如鱼得水的汪小姐；甚至也不要在商业和资本世界里游刃有余、 穿针引线，走在时代最前沿的女强人李李。
他当然爱她们每一个人，愿意为她们两肋插刀、付出一切，这种爱当然超越了简单的兄弟情谊或者江湖情谊，但也显然没到真正的爱情。
汪小姐愿意陪阿宝去卖茶叶蛋，我想宝总也是愿意的。如果他真的爱汪小姐的话，我想他并不在意他是去卖茶叶蛋还是卖牛仔裤，他只是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爱汪小姐。卖茶叶蛋和卖牛仔裤，一个是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资本主义道路，有了爱情的决心，两个道路都可以走得通。但如果没有爱情的决心，不懂得爱人乃至爱人民，就必然会在两个道路中间摇摆，最终选择一条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的“土地道路”。
也即宝总最后选择的，所谓"只有土地与明天同在"。土地象征着的既是基本盘的日常民生，若没有土地，一切发展无从谈起；若没有土地，人也没有根、 没有家。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可以是社会的，但土地在九十年代后快速被商品化，有无数的宝总圈地渔利、待价而沽，无数的高楼拔地而起，但却也是最虚幻、 最泡沫的资产。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当然是最资本的选择了这样一条矛盾的"道路"。
《繁花》 的结局与其说是一个句号不如说是个问号，或许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状况也是当今中国的现状，是当时的中国人的选择，也是现在的中国人的选择。
在无数可能的社会路径和意识形态的选择面前，我们始终无法知道和坚定，自己要走哪一条道路。也许在各个阵营和意识形态中，逢场作戏迎来送往，可以为我们谋取最大的利益。就好像宝总在玲子、汪小姐和李李三人同时的帮助下，可以来到事业的最高峰一样。但真心需要拿真心换，这种万花丛中的生活，总要迎来一个扶择时刻。
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模糊空间，只有在高速增长期才能暂时维持。当繁花落尽，我们仍然要选择爱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
事实上我在写作这期视频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爷叔也有两个老婆，而他在解放后选择同时与她们离婚，一个都不留。按他的话来说，"这样才公平"。当时的中国也许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社会的，要么是资本的。
但到宝总的辰光，事情就复杂了太多，有社会的、有国有资本的、有境外资本的、有投机资本的还有民间资本的，要怎么走路？迈哪条腿？进哪个门？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了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繁花》标志性的所谓"不响"，我倒认为更像是所谓的"不选"。
但宝总和爷叔的悲剧，也总在提醒我们，不选的代价。
最后我们其实想说的是，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这个消费大规模降级、Serious Deflation（通货紧缩）、CCI & ICI Going Down（消费者信心和工业信心指数下降）、Capital Escaping（资本外逃）、境外资本大谈 ABC 策略的时候，《繁花》上映了。它的被追捧和被批判又反映了什么社会情绪？
我在看之前认为，这部剧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政策需求，无非就是多多吹捧过去资本转向所带来的红利期。改善投资环境，提振投资信心。
但在看完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王家卫和金宇澄想要表达的更多。
如其名《繁花》所示，自由市场的黄金期就像盛开的鲜花，它终究是要凋谢的。这部剧对宝总人生史的描写，绝没有所谓屌丝逆袭，意淫式商战的爽剧内核。反而更多体现出了一种无助的空虚，他们在追求"钞票"，或许只是畏惧谈钞票之下的"感情"。
这也是我认为《繁花》与其他时代剧相比的一个特点，它没有那种笃定感。仿佛那个时代的人，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知道自己要实现什么伟大目标。
但事实是没有人知道，就如同上海这座城市一样，在多少次的政权更选和社会变革中
他看似独领风骚，实则风雨飘摇、 无家可归。它不属于资本也不属于社会，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不属于自己也不属于他人。
就好像这个剧里唯一的，真正懂自由市场甚至真正懂自由市场的玩法和文化，了解西装的每一个细节要怎么做，真正经历过那个"旧时代"的老牌大布尔乔亚爷叔，却那么固执地永远穿着那一件中山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