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阶级空心化下的狗智官僚主义与媒体掮客》
本文是学院派Academia被哔哩哔哩ban掉的视频内容的文字版。
在一个现代性似乎已经成为颠扑不破的客观事实，以至于媒体客们已经不需要再讨论，何为“现代性”、只寻求“保护现代生活”的时代。为何一个在工业上已经极其发达，极其“现代”的国家还会出现unfinishable housing(烂尾楼)，为何人们还要为unfinishable housing(烂尾楼)继续支付贷款，为何仅仅是要求Real Estate(房地产商)尊重原本的小额资金承诺就会遭到殴打，为何被殴打的事实和其所暴露的整体性困境，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政府和监管方的有效回应。
难道持续的产业升级，而非系统性的政治经济结构改革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难道对工业增长以及“工业增长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病态迷恋，不恰恰是这场典型的Authoritarian Capitalism(权威资本主义)悲剧的核心一环吗？
用阿甘本的话来说，例外状态在当下已经成为了常态，而这恰恰是我们应该警惕的。当个体对大他者和统治系统的，每一个细小的挑战、逾越、打破和祛魅都成为政治媒体前客重新合法化更底层的统治逻辑工具时，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墨菲所说的“虚假选择的精致剧场”，维系着空洞的统治逻辑和资本主义霸权。
当媒体客只讨论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没有遵照契约交付房产或退还资金，并把系统性产业升级和增加经济增量视为解决方案时，他们非常方便地遮蔽了一个更严酷的现实。那就是这个问题的核心绝不是蛋糕的存量还不够大，而是做蛋糕的资本主义方式本身存在问题。用一句最恶毒但贴切的话来说，就算巧克力蛋糕做的再大，它也不是给狗吃的，因为狗吃了巧克力会死。
因此，核心问题并不是做一块更大的蛋糕，而是让这个世界的公民从狗变成人。
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在更早的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得到了解释，当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轨道时，随着利润和生产力的提升，竞争者自然会竞相通过压低工资，自动化生产和向国外输出资本来提取更多剩余价值，从而播下周期性危机的种子——生产过剩、消费不足、资本过剩和利润下降。
用大卫哈维的话来说，这就是资本主义内生的过度积累倾向，大工业资本主义总是生产剩余资本，也就是它总生产多于可投资于更进一步获利的生产活动的资本的资本。最简单的来说，就是资本的总量永远是大于实际的可投资和可获利机会的需求的。这就将催动社会总利润率的下降，进而导致危机。而延缓这一危机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房地产和基础建设，也就是大卫哈维所说的“空间修正”(Spatial Fix)。
通过把过剩资本投资于这些大规模的长期的空间性项目，逐渐把过剩资本和过剩储蓄投入到一个看似能够长期盈利的建筑环境中，最终使得无法进入积累渠道的过剩资本得以循环起来。
于是乎，原本惰性的土地将被转化为远离实际需求的负债累累的高耸塔楼，房地产商的说客塞满了政客的口袋，进一步放松了已经超出理性限制的杠杆贷款，从而将巨额资本流错配到延迟危机，而非预防危机的波将金城幻影中。
而在历史进程中，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国家每隔数十年都要爆发一次房地产危机。最近的一次正是与08年金融危机深度关联的房屋抵押贷款危机，这并非是某国的专利，但问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家庭往往具有多样性的国内外投资和社会保险渠道和一定程度的保障性租房住房，以及危机爆发后的追责和政府救助(bailout)机制。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数十年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妥协的结果，当然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所做出的让利。
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西方工人并没有实现一个整全的社会主义方案，就认为他们所做的斗争成果是无效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傲慢。
但在东亚，由于资本主义、权威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媾和房地产成为了几乎唯一真正有效的境内投资渠道和最具有社会属性的家庭商品，而且成为了支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底层工业增长的定海神针，这使得房地产风险被近乎无限的放大了。
而在另一方面，顶层资本的不断外逃，和普通家庭的投资和存款渠道的单一，又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意味着，普通家庭被迫将资金波动性集中到了一个非常小的区间，一旦房地产危机到来，这对他们来说几乎都是毁灭性的。
因此，我们必须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审视烂尾楼两万元被打及其暴露出的问题。从细微处来看，这个事件揭示了一个傲慢的统治机构，对公民通过为数不多的仍被允许的渠道提出合法申诉的麻木不仁。
但放大来看，这一事件提供了令人不安的关于东亚世界所采取的混合资本主义模式的洞见。这种混合模式将社会主义口号和民族主义神话融合进了失控的法团主义统治中，并伴随着内部人士的狗智主义冷漠和后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对原子个人的组织性缴械。
于是乎，马克思主义的幽灵索绕着日益不平等的东亚世界，自采用资本主义以来，亚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它是一种与西方自由模式不同的威权主义。他要求人们忠于其意识形态合法性，认同它是所谓“共同富裕”的捍卫者和无限增长所必需的国内秩序的守护者。然而，活生生的现实，每天都在揭露这本“中国梦”小说的虚构属性。
随着财富向顶层集中，很少有人感受到繁荣带来的好处，而稳定的维持则来自于异议的压制。社会契约告诉所有人，遵守“规则”和“角色”是个体们经济和阶级流动性的代价。这种资本主义转型彻底改写了国家和公民在二战结束后最开始的社会契约交易，以至于有人宣称，“特色理想主义就是没有理想主义者的理想主义”。
过快的全面采纳资本主义最具社会腐蚀性的特征破坏了过去的社会安全网，而它又在另一方面同时抑制了作为代替方案的西方式自由多元主义的发展。尽管后者也是毁灭性的资本主义入侵，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实在很难说清楚谁是更坏的选择。
这片土地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它扭曲的混合模式利用了无产阶级对纯粹社会主义制度和纯粹资本主义制度的双重否定。让工人在不可触及的政治和经济精英面前几乎永远处于弱势，被殴打者在互联网上得到的支持和他们在现实中的脆弱也解释了在高速城市和赛博化进程下缺乏原始的社会联系的人是多么容易被抛弃。
他们的视频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反应，因为它呈现了分化的中产阶级对阶级向下流动和资产被剥夺的明显的共同焦虑。因此在今天，我们需要问询的甚至并不是房地产危机和“因为两万元被打”这两个“症状性的事件”。
而是应该去思考，这两个症状背后的病因是什么？是哪一种和使这些症状层出不穷？而这种和发生的更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只有使用这种递进式的询问，我们才能理解当下社会的核心病因。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所有最终爆发成政治和意识形态动荡的事件，
都起源于经济问题的周期起伏。
当被剥夺的公民意识到破裂的社会契约并通过激进策略来抗争，来要求恢复社会力量的起码平衡时当阶级紧张加剧了小资产阶级的阶级下行压力时，未能完全遏制金融化危机倾向的政策失败，就会在法律、媒体和公民社会的上层建筑中爆发，公民将要求对抗掠夺性资本主义矛盾进行关于生计安全的问责改革。
但目前的问题是，东亚的权威主义对危机进行了集中风险和以拖待变的策略，前者指的是将问题缩小到一个尽量小的政策区间，比如房地产并不让它与其他的社会商品或社会活动产生密集的相互影响；而后者则是在时间上抑制了对上层建筑所施加的压力。前者是空间策略，后者是时间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和哈维所说的时-空间修正类似，这让未来陷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中。
可以说，在这场漫长的战役里，没有人是棋手，没有人知道这场内爆的真正结局，我们也并非历史的参与者和旁观者，我们不是历史的弹幕，我们就是历史本身。这对年轻夫妇“失败的诉求”构建了历史在这一时刻的小舞台，
它告诉我们即使是微小的财务救济，也将被雇佣的暴徒所镇压。一个齐泽克式的后现代悼论也在此诞生，权威的利维坦构建合法性的效率越是低下，它就越将对日常生活施加更严厉的强制和渗透。在暴力的剧场背后，是害怕任何合理的妥协都可能引发连锁性的要求和阶级觉醒。他们当然知道，如果不立刻践踏首批星火，那此片草原必将寸草不生。
被直播殴打的年轻夫妇那沮丧而又反讽的视频，当然明确了一个结构性的危机，那就是系统性的矛盾和原子化的个人。他们在现实的困境与在互联网上的热度，形成了复杂的后现代对比，但也浓缩了数百万人在反向社会流动和剥夺中面临的不稳定，但这并非问题的全部。
更重要的是房地产商压制他们谨小慎微的契约诉求的无情暴力和监管者、律法机关所表现出来的对国家信用流失的整体性冷漠，在本质上暴露了当前统治链条的官僚惰性和决策真空。当下社会最可怖的问题，大概就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精英以超然的自我保护主义信条运作这个系统。
没有人愿意承担决策的政治责任，没有人愿意做出长远的政治判断，所有人都为了生存和谋利去营造出一个模糊空间。而且几乎所有小有权势和能量或以上者，都在海外布置资产、随时准备“润”。这种上层不确定性和自我保全态度逐级放大，这就导致权力的最下层具体执行者将依赖于最赤裸的肉身暴力、最恶毒的、对法律条文的无视，并且只维护最短期的单一行为者利益。
这种决策错误哪怕从整个统治系统的利益出发都是最愚蠢的，更不要说从国家共同体的角度出发。它透支了整个统治群体的公信力和智力形象，使他看起来不仅恶毒，而且非常的愚蠢和肆无忌惮，它符号着整个统治阶级的空心化。
我们将在接下来使用齐泽克的狗智主义理论，仔细论证这个观点。
齐泽克认为，精英狗智主义在其本质上，是传统的犬儒哲学的狡猾反转，传统的犬儒主义传统提倡人们使用夸张、越轨和无谓的言论来扰乱日常运行的权力秩序，揭穿权力内部的虚伪。比如第欧尼根用他令人震惊的行为艺术，通过尖锐的话语和不着调的行为来揭穿权威所掩盖的社会真相，最终希望撕破雅典城邦那民主和正义的伪装，这是传统意义上对犬儒主义的定义。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积极的、具有目的论维度的政治哲学。
然而,齐泽克认为，当这种阿甘本意义上的“亵渎”行为不再服务于“揭穿面纱”时，犬儒主义(Kynicism)就变成了其最恶劣的变种狗智主义(Cynicism)。一种在一个不公正的、剥削的社会中同流合污的生存艺术，和犬儒主义者一样，狗智主义者一样认识到了权力机制和其附属的意识形态灭杀的虚伪，但他们并不打算用反讽或艺术来戳穿这个面纱。
而是希望一方面维持这个幻象以谋取利益，另一方面由于自己本身确信这个幻象终将破碎。因此时刻准备逃离它，并不打算长期运营和维护这个权力系统，我们必须把狗智立场与犬儒主义严格区分，犬儒主义代表着普罗大众对官方文化的拒绝，其方式则是讥讽。
经典的犬儒做法是对官方的陈词滥调进行反向升华和阴阳怪气，以此对抗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所使用的乏味冲锋，反抗它神圣低沉的语调并让这种话语和语调拔高或降低到荒诞不惊的程度，以此揭露掩藏在高贵意识形态语句下的自私自利，血腥暴力和当权者对权力的嗜血渴望。
因此，这一做法比论辩更实用，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官方命题阐明的情形对抗官方命题，进而颠覆官方命题。它凡事都拿个人利益说事，例如，当政客号召大家履行为国牺牲的义务时，犬儒主义会批判说这位政客正在从别人的牺牲中捞取个人利益。
而狗智主义是主导性文化对这种犬儒式颠覆的回应，他看到也考虑到掩藏在意识形态普遍性下的特定利益，看到也考虑到意识形态面具与现实之间的疏离，但他依然寻找理由来保留这个面具。
这种狗智主义坚守的立场并非直接的不道德的立场，它更像是为不道德服务的道德。狗智智慧的范式是，把正直、诚实视为最高形式的欺诈，把品行端正视为最高形式的放荡不羁把真理视为最有效的谎言行事。
例如，当政客号召大家履行为国牺牲的义务时，狗智主义者会加入他的宣传机器中，并切实的为自己捞取个人利益。因此，这种狗智主义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变态的“否定之否定”，面对非法敛财，面对暴力抢劫，狗智性反应是这样的。他会说，非法敛财不如合法敛财，非法抢劫不如合法抢劫，这样效率更高，还受法律保护。
正如布莱希特在《三便士歌剧》中所言“与建银行相比,抢银行算得了什么？”也就是说，尽管大多数业内人士都认识到了当代房地产空转骗局的虚无，但只有狗智主义才能给这个骗局的车轮加上最合适的润滑油。进行投机活动的体制干部宣传着房地产是经济的繁荣和共同富裕的符号，国家通过无止境的发展保持稳定，中产阶级可以通过住房的财富效应共享国家进步。但是他们往往是进行房产套利最快的群体，他们早已不再相信“梦”，但他们希望其他人是最晚醒来的一批人。
换言之，狗智主义者就是洞穿了意识形态幻象，但最热切的拥抱幻象来剥削他人，但是又不希望自己永远活在这个幻象中的人。因此，他们一定需要某一种退出机制。
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其著作中就阐明了这种精英狗智意识。他写到，狗智主义出现在最接近王座的宫廷仆人中。但由于他们最接近统治者，他们反而最不相信统治者对外所表现出来的虔诚和能力。但他们把这件事当做秘密，并从中渔利。当海市蜃楼不可避免的破灭时，国家的主人和奴隶们才发现，表面上忠实服务于国家发展议程的忠仆把他们都骗了。他们是最早策划退出计划，卷走最多财富的人。
这也是狗智主义精英和真正的统治阶级的差异，前者是晚清的紫禁城太监，他们由于自己的内部身份知道了国家倾颓在即，但心里想的是皇帝没了之后，我要怎么把宫里的古玩偷出去；而后者是李鸿章、左宗棠和皇室内阁这类真正有实权和野心的人，但他们想的也仅仅是维护这个现成的体制，好让自己更长久的牟利。
前者是小偷，他们的命运往往是窃钩者诛；而后者是大盗，他们的命运通常是窃国者诸侯。
而目前来看，许多问题的出现恰恰在于打算偷古玩的太监太多，有勇气和能力做大盗的人太少了这或许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不管有没有李鸿章和左宗棠，有几个李鸿章和左宗棠，清室到底有没有完成洋务运动和工业化，最终他也是要倒的。
但毫无疑问的是，狗智主义者的盛行将让可能的革命变成痛苦且几乎不可能。因为狗智主义者本质上钟爱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它与普通人相比最重要的资产。因此，哪怕有合理的改革措施，狗智主义者也倾向于将其口号化、崇高化、神像化乃至于荒诞化。就像犬儒主义者会做的那样，但它的核心目的是以此为基础谋利。犬儒主义者号召大家穿越幻象，而狗智主义者则希望大家在幻象之下野餐。
齐泽克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本质上并不是骗局而是我们都心知肚明，但却仍然同意在公开场合假装不知道(pretend not knowing publicly)的潜台词。
于是乎，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大量的狗智主义者利用复杂的全球网络将利润转移到海外，而当事情爆发后，没有任何严重的清算爆发，因为太多的内部精英和海外避难所会被牵扯其中。哪怕是那些自认为最安全的精英，也会担心自己有一天需要用到类似的管道。因此。维护稳定的正统观念总是会获胜，所有的问责最终会凝聚为个人化的麻烦。最终，像这对年轻夫妇这样的家庭被视为可任意处置的棋子，被引诱去追逐看似买得起、拿得到的房子，和从农村向上流动的梦想。
由于缺乏社会安全网络和多元化资产配置，当发展停止、无法填补不稳定的裂缝时，他们将首当其冲面临困境，成为狗智主义者的祭品。他们对家庭和未来充满热情，存在性地渴望官方口号成为现实——“梦”！
他们希望这一梦境最终能够反映生活现实，而不是被愤世嫉俗的内部人士利用。他们原本应该是有抱负的“大盗级”政客的基本盘，但现在却成为了“太监级”内部牟利者和资本玩家甚至并非资本家的玩物。他们那对于资本玩家而言微不足道的欠款的失落，无情的符号着后房地产投机时代，东亚国家的政治责任和统治理想的真空。
然而，正如斯洛特戴克警告到的那样真正需要我们关心的是，是什么东西将填补了狗智精英所留下的这种政治伦理真空。
随着危机的加剧，随着当代治理结构无法提供功能性的福利救济，一定会有反动主义的新“窃国大盗”出现。他们通过宣传“回归正常生活”，“保卫现代生活”和提供符号性的拯救，宣称只要信仰他们就可以回到既定的轨道。这些媒体煽动家竞相利用，人们对被剥削和贫困化的愤怒，并宣称自己相对于狗智主义者而言，至少“真的关心你们”。但很少有人能注意到的是，他们所给出的解决方案也仅仅是梦想回到危机爆发前的那一夜，再为传统模式多续一秒而已。
换句话来说，“只有工业革命能救大清”，但问题在于工业化的大清，还需要人剃头下跪吗？他们并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他们的辫子已经说明了一切。对于像这对夫妇一样一无所有的家庭来说，长期的不稳定挤压了尊严和忍耐，在贫困化中生存的屈辱最终压倒了通过“中国梦”口号兜售的温和进步的期望。
当无休止的房地产投机计划流产；当不负责任的寄生虫掠夺国家；当被剥夺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时，他们将难以自制地投入到反动主义者的复古梦想中成为新的燃料，这些反动主义者时常将自己各种被允许的反叛伪装成对建制的正面冲撞，尽管他们与建制保持着微妙且亲密的利益关系。
对此，齐泽克有着精妙的精神分析理论齐泽克分析的核心是拉康式的“大他者”概念，即构建我们现实(Reality)的符号秩序。在权威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他者”可以表现为国家，其审查机制和意识形态要求。对于处于这种背景下的政治媒体客来说，“大他者”既是压迫又是欲望的场所。这些人在专制控制和资本主义利润要求的浑浊水域中航行，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的职业操守，他们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大他者的正向或反向的认可，即使这种认可是以审查或压制的形式出现的。
用齐泽克的话来说，这些政治媒体客被禁止(Ban)的愿望，可以理解为一种原乐(Jouissance)的形式。原乐是一种痛苦的快乐，一种超越单纯满足并冒险进入崇高境界的享受。对于权威资本主义下自命不凡的政治媒体客来说，做出被当局禁止的行为而被惩罚不仅代表着损失或失败，而是成为了一种病态快乐的来源，类似于中国明代的求庭仗者。这证实了他们作为真正的抵抗者，作为系统的真正挑战者的地位。
这种原乐与“实在界”(The Real)的概念有关，这是齐泽克经常使用的另一个拉康概念，实在界是无法被符号化的东西，是环绕现实(Reality)的创伤性、是不可能性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掮客不断在被允许的底线下跳舞，试图让自己被惩罚，就是在触及他们在权威资本主义下，存在所依附的“实在界”。
他们正通过触碰着符号秩序的局限性，即大他者的叙事崩溃的点，并以此获得真正的原乐。但和真正试图重新洗炼整个符号秩序再造新天地的革命者不同，他们与SM爱好者一样，方便地为自己画出了一个“安全词”自的空间，也就是作为符号秩序最后的压舱石。
这种享乐，与后现代都市下私人的SM享乐一样(与将性虐待作为一项公共事业的SM创始人萨德完全不同)，追求存在着根本的讽刺和矛盾。就如同通过逾越审查制度来积极寻求权威结构的认可，这些政治媒体客实际上是在加强他们试图抵制的权力结构，他们的反叛不是在符号秩序之外，而是深深的融入了其中。他们的反抗行为是建立在他们所反对的权威的承认之上的，而这自相矛盾的维持了权威的权力。
此外，齐泽克通过他的黑格尔视角，可能会认为这种情况体现了一个辩证过程，这里的合题不是简单的解决问题，而是权力、欲望和抵抗的复杂纠缠。政治媒体掮客对审查制度的追求成为真实性(Authenticity)的标志，而当这种想象中的真实性真正达成时，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抵抗已经被收编、商品化，并成为他试图反对的制度的一部分。问题在于，他们是真的在挑战这个系统，还是他们只是在扮演一个系统允许甚至鼓励的维持意义幻觉的角色(乃至于作为派系斗争的棋子)。
就像在一部老套的好莱坞电影中，主角的反叛被揭露为反派剧本的一部分，而反派的剧本又是更大的一个剧本，即角色和反派所共同构成的电影的一部分。
换言之，和电影主角的反抗一样，这些政治媒体客的反抗可能是权威资本主义奇观的奇观，是剩余的剩余。这些媒体人物在权威资本主义下的表面叛逆姿态，最终是为了维持现有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而不是颠覆它们。他们戏剧性的、伪装的意义行为提供了一种叛逆和勇气的幻觉，同时避免了任何可能产生真正颠覆性影响的批评。这些叛逆者通过小骂大帮忙的方式，将异议引导到一个以特定作者为中心的，在后现代社会流行的、热衷于打破第四面墙的奇观中。
这里有指定的表演者、剧本和界限，但表演者和观众都会以突破第四面墙为乐，仿佛对第四面墙的突破使得整个戏剧不再是戏剧，而成为了真实。就好像符号化的现实(Reality)借由这种逾越，进入了无法被符号化的实在界(The Real)。
可以说，媒体掮客求庭仗的行为，就类似戏剧中打破第四面墙的行为。它看似逾越了戏剧的边界，却让戏剧变得更加真实。他们看似大胆的行为，仍然默许了支撑现有秩序的所有前提，比如无视无产阶级利益的工业增长。
有人会说，即使是被稀释的批评，不也为更根本的抵抗铺平了道路吗？齐泽克认为不是，因为它通常达到相反的效果，表面上的意义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和巩固控制的出口，而不是威胁它。它就像一个压力阀，这些机智的批评者走在边缘，释放蒸汽以防真正的爆炸性抵抗出现。
换句话说，他们的戏剧性否定秘密地服务于统治秩序的自我保存。
使用弗洛伊德的隐喻，部分异议(PartialDissent)的功能就像符号界秩序的肛门性，它允许主体在仍然内化权威的基本命令的同时，发出反对的声音。借此，人们被允许对权力的闹剧和过度行为进行仪式性的驳斥、拒绝，甚至反感。只要总体的社会联系和力比多经济保持不受干扰，一切就都好。
权力当然同意这种肛门性，甚至热烈欢迎这种压力阀存在。
在另一个层面上，齐泽克认为，叛逆者与审查者的温和哑剧，不仅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干预，而且在力比多经济层面上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权威力量和媒体批评者都在他们反复的对峙中，无意识地投入了享乐和淫秽的享受。怎么说呢，活实对于叛逆者来说，每一篇接近封禁界限的新社论都提供了正面对抗的可能性的刺激，即使它实际上并未越界，仍然无条件拥护大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的正当性。
此时，权威的那深沉而威严的父权制目光，在颁布禁令的边缘，即要杀不杀的不确定性边缘，为叛逆主体带来了最高的受虐享受。
就如同蒙眼受虐的M，他的快感最高潮来自于他并不知道下一次鞭笞将在何时，以何种形式落下。
在意识形态上，当这位叛逆者放肆而未被禁止时，他从中得到了淫秽的剩余享乐。而对作为一种秩序，而非任何个人的权力大他者来说，它也凸显了权力和权威在允许这种放肆时的慷慨。因此，权威的一方重新确立了对整个上演的异议奇观的元控制，通过一种高度性化和快感化的威过程来确认掌控。这是一场典型的、无害的SM游戏，叛逆者假装挑战，审查者假装生气他们一个是别扭的小媳妇，一个是傲娇的霸道总裁，而其他人都只是他们play中的一环。
事实上，叛逆者的无意识命名、睡前消息也揭穿了他们与流俗的都市八点档的共性，即在梦境这个精神分析最重要的领域到来之前，上演一出华丽的意识形态探戈。只不过，一者服务于女性，一者服务于男性观看八点档的中年女性和观看睡前消息的中年男性共同构成了被殴打的青年夫妇的辩证法背部，让他们在“中国梦”的无意识互文中得到了并不存在的意识形态性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