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社会学4】35岁即失业？当代工作危机的本质是什么？》文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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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法永远被实时控制和理解，但Capitalism结构所化身的日常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始终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在任何时代普罗利塔利亚(Proletariat)一般都由其本质上的不安全感所定义。因为这一群体除了劳动雇佣的工资之外，无任何其他收入来源。
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资本的生物力量(Bio-Power) 的基本来源包括着一种将劳动人口变成日常性的正式从属(Daily Subordinate) 的能力，更完整的说这种不稳定性的根源在于除了不平等的不安全的工资关系，Capitalism雇佣和解雇的特权以及其无形不稳定且不均衡的经济变革制度之外，普罗大众别无选择，他们会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失业。
然而广大普罗利塔利亚的普遍不稳定性在各个被分解阶级(Disaggregated Class)中并不均衡，以剥削农民为开端的现代劳资关系的就业逻辑就是这么展开的。他一开始就将劳动人口划分成了现役劳工队伍(Active Army)，和相对过剩人口(Relative Surplus Population)。然而在这个时代，在对所谓的现役劳工队伍和相对过剩人口进行严格的区分的本质上就是无意义的，因为所谓的滑坡每天都在发生。
这种滑坡的改变，主要要追溯到整个新自由主义跨国经济的发展，由凯恩斯策划并于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指出的福特主义发展模式。他首先提出了对国际资本的限制，以便建立一个由内需驱动的Nation-State(民族国家)国家监管型经济模板,这是我们所比较熟悉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经济模式。它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Capitalism Nation-State)中的不均衡实施，通过提供稳定增长和促进工薪阶层的安全与团结来对抗 Capitalism 的普遍趋势。然而随着福特主义模式的可行性和支持度的下降，新自由主义计划(Neoliberal Project)在全球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普遍不确定不稳定趋势已经无法得到彻底的逆转。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计划获得了关键性的支持，包括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和学术界盟友、民族国家和跨国监管机构以及美国和英国的主要政治领导人的支持，这些支持被总结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一蓝图的实施，从两个基本方面逆转了福特主义或者说凯恩斯主义的反趋势。首先他们采用新自由主义式的国内模式，开始倒逼整个劳工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倒退并且开始推广所谓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社会政策去监管的框架，这一过程将就业不稳定劳工不安全这一概念直接制度化，并助长了与普罗大众相关的不安全、无保障、临时的和非正规的就业制度的发展。
其次这一监管方向的基础是民族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模板的对外导向部分减少民族国家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阻碍，从而使全球人口长期面临资本主义跨国流通的统治。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秩序释放了可以被命名为新自由主义或者说新资本主义的"绝对普遍法则"的结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整体农业的工业化，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的农民的冗余，因此全球竞争不均衡的扩大了相对过剩人口。
日益提高的工业生产率，现在由一种新的全球规范驱动，并涉及日益复杂的计算机和自动化水平，它侵蚀了现役劳工队伍的工业工人阶层，并且不均衡地将相对过剩人口扩展到各地，虽然不稳定性明显体现在全球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各个阶层。但是，在此过程中, 现役劳工队伍的侵蚀，也扩大了人们对陷入不稳定的就业状态的担忧。总之，侵蚀稳定就业的市场监管是由供大于求的全球劳动力所导致的，而全球劳动力供大于求则是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的长期就业逻辑的全球性强化所造成的。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下的全球体系结构，建立在旨在释放全球资本积累的劳资剥削结构的基础上，从经验上它表现为一个动态变化的组织不完善的重叠的社会群体的复杂形成过程。这种结构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世界各国之间发展不均衡，但都可以被描述成是一种不同的但重叠的新的阶级分层以及阶级分裂的链条。跨国资产阶级及其在经跨国资产阶级及其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Ideology)上的代理人，共同支撑着华盛顿共识。他们构成了资产阶级等级体系顶端的全球核心。
与福特时代常见的全国化的和纵向一体化的企业模式不同，我们当前时代的特点是一个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它在组织上是解体的，它在指挥链上是断裂的，它是由跨国公司向下延伸至各个横向和纵向分包的中小型企业。此外与福特时代的组成民族国家重要部分的旧工资资本主义不同的是一个新的专家群体，即由知识性工人转变为经营中小型知识型资本主义企业的企业家开始出现了。
同时雇佣关系的灵活化也导致了工薪阶层向分包性的小企业主的转变。
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的贫民窟中，所谓的微型企业家和小资本家日益增多。但他们的本质与其他遭受就业不稳定性威胁的自营工人区别并不大，而比他们更多的也更恶劣的，恰恰是处于同一个集团或者公司内部的矛盾性阶级位置(Paradoxical Class Position)的工薪阶层主管和工薪阶层经理，他们恰恰是资本主义等级制度最大的维护者，尽管他们自己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就业安全性。
对于各个民族国家来说不断增长的相对过剩人口和正在被侵蚀的现役劳工队伍都是最大的威胁，造成这一基本趋势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利润(?律令)的释放，这造成了全球劳工大规模的供过于求。而新自由主义式的民族国家去监管化，则将所谓的后备军原则扩展到了现役劳工队伍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包括看似获得稳定和安全的知识性工人。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农民仍然是目前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普罗阶层，而且他正在遭受快速的侵蚀，最终将变成马克思所说的潜在剩余人口，从而被推向欠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那日益增长的城市贫民窟中。
而这也是我为什么非常看重温铁军老师的研究成果的原因，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由于Capitalism的全球进程与新自由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去监管化相结合。现役劳工队伍的稳定职位包括所谓工薪阶层的概念，都在转变为不同的临时职位或者说所谓的临时工化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所有的固定岗位都在临时化，因为离职赔偿的法律风险会由新自由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实体来进行修正和兜底。
更进一步来说，所有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及新时代的临时工制度，比如网约车和跑腿，本质上就是这种修正和兜底的最新沿革。因为有这种新时代零工公司的出现，国家资本主义实体不需要再创建一个适应新时代的失业福利制度，因为所有人在理论上都可以在任何时候被雇佣，没有人会在真正意义上失业。
但事实是什么？事实是这些零工公司帮助西方新自由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实体省下了每年几十亿乃至几百亿美金的失业补助开支，甚至从更极端的角度来说，他们为整个新自由主义资本秩序提供了剥削性的最后一公里。那就是当你在脑力劳动或者说社会劳动中被吃干抹净丧失最后一丝的利用价值的时候，你还可以牺牲你最后的劳力，你最后的血肉汗来填到这个机器里。
这既是这个制度利用你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这个制度服务所谓的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而更有可能的是，它将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公里。换言之一个新的普罗大众阶层，正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资本主义中开始诞生，他们来自随时可以被掌握更现代知识的后来者所取代的35岁的来自劳工预备役的知识工人队伍，包括短期合同工和非正式合同工，来自因发展水平而各异的服务部门的各种临时的低技能工人、来自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失业者、来自从自营工人或者个人企业家沦落至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最后他们都会变成那些完全多余的人。那些身心俱疲的人或者如马克思所说那些意志消沉、衣衫槛楼、无法工作的人。
这种机器结构也可以被呈现过一种经验式的分层模式，它反映了环境性的或者本体论式的不安全与不稳定，或者说一种客观焦虑的主客观原则。也就是说不稳定原则，正在成为资本主义一般结构的基础在Global Neoliberal Capitalism（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下）下，这一原则得到了不均衡的释放和强化。
而它的本质作用就是对劳动人口进行隐性的劳动力管理和意识形态分层，斯坦丁高明的将这种新时代的相对过剩人口重新命名为所谓内部分层的普罗利塔利亚——(即“无产阶级”)。除此之外，它还将不稳定原则扩展到了现役劳工队伍也就是工业普罗利塔利亚的外围部分，即马克思所谓的后备军原则。他提出无产化过程是各种稳定阶级的职位遭受侵蚀的结果，因此普罗利塔利亚可以被重新定义为一个以无稳定工作和无稳定就业为特征的群体。
但与此同时，该群体更像是一个被结构化的社会集团，由各个稳定的社会群体的边缘和冗余部分所组成，且每个稳定的社会群体都将不断由中心向边缘和领域扩散，最后本质上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但是斯坦丁又提出，在不同的劳工的社会群体之上，又会有一支更强大的力量，即葛兰西所说的霸权(Hegemony)，他会主动地阻止这种资本主义的自然趋势，通过不断塑造和定义社会集团内部的中心来提供一种反动力学，即刻意的塑造出一种绝对稳定的超越于自由竞争主义的铁饭碗或者铁中心，来进行社会集团的期望对冲和再中心化管理。
根据葛兰西的说法，霸权一般建立在一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之上，这一集团将从属阶级的同一性元素或者说所谓的投降派与资本主义核心的经济积累模式联系起来。这种形式的集体权力，与资本主义世界的Pseudo-Democracy(伪民主化)，因为资本主义的伪民主化将赢得人心的意识形态竞赛，及地位与选票之争带到了政治生活的中心。
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跨国利益集团的团结概念，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因为它识别出了处于团结之外的并与之相对的他者形象，在哈克尔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描述中，排外团结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本质上都围绕着所谓具有有价值的工作并纳税的公民，以及所谓的无价值的、不工作、或者不纳税的、只享受福利的懒惰公民之间的二元对立展开，几乎所有的政治宣传，都与这种对立或多或少有着关系。
在这种对立的模式中，在职无产者被定位于新自由主义霸权资产阶级的外围之中。按照这种标准的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必须在全体劳动人口中不断创造一些灵活就业的劳动力，因为在职无产者是最好用的，用完即丢的经济手纸，事实上由于新自由主义的领导战略侵蚀了安全的劳动环境挤压了农民阶层，并且通过剥削教育性福利创造出了所谓无所事事的毫无能力的生产者，在职无产者的队伍在不断扩大。
因此尽管新自由主义战略从与资产阶级各阶层相关的社会群体中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撑，但他却侵蚀了其在经济稳定领域的主要支撑性基础及真正创造价值的广大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