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论2】从基金到比特币，金融资本如何隐形剥削所有打工人？》文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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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最让我们以及大量研究者感到困惑的事情，应该要数整个社会对金融服务的追捧了。当基金经理成为了全新的偶像，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虚拟商品入坑金融投机，当虚拟货币成为全民热议和跟风的重点，甚至成为了实业集团的战略投资目标，无论是建构主义者、结构功能主义者、批判理论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大概率都会说一句这个社会已经离失控不远了。
因此，我们想问，金融是如何成为所有行业中最赚钱的那个行业的？为什么所有的年轻毕业生都对金融以及金融的衍生业务，例如咨询和法务趋之若鹭。
金融作为一种制度，如何改变了资本主义下的大小公司？而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个人决策都变成了投资决策的？当我们在讨论收入时，我们多少是在讨论真正的工作？而多少是在讨论投资的收入？"投资" 这个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普及到每家每户，而这个概念在经过近五十年的演变后，是否还具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亦或者说，与投资相关的非劳动获得和被动收入的概念，是否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兴的确定个人在人生志趣和资本结构中位置的时代精神？而这种，"时代精神"又是否预示着社会大依附于金融利维坦的终极无产化呢？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将一起重新审视金融资本在战后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真正历史和核心变迁。之所以以美国问题为核心，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是全球金融行业真正意义上的龙头，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本营，它不光主导了几乎所有的有意义和价值的金融活动，而且为整个金融系统制定了规则和根基；另一方面，作为正在衰落的单极霸权，美国在全球领导上犯下的致命缺陷和制定的正确决策，则都可以成为前车之鉴以作后车之师。
在这个革命性的转折当口，我们将越来越需要理性的学术的声音，因为情绪的底噪太大有时会模糊了视线，让我们忘了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
欢迎来到学院派 Academia 的全新课程《金融资本论》：金融资本的崛起与世界五十年之不平等。
大而不倒：金融利维坦主义
如今，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金融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金融部门在美国经济中只占企业利润的15%。当时，金融业所作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简单的信贷中介和风险管理，银行从家庭和企业吸收存款，然后将这些资金贷给购房者和企业。对于重要客户，他们在金库中提供空间来保管有价值的物品，保险公司从客户那里收取保险费，并在发生代价高昂的事故时支付保险费。
然而，到2008年之前，金融部门已经增长了两倍以上，占美国经济总利润的43%。哪怕在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2019 年，金融部门仍然占据美国经济总利润的25%左右，约合3670亿美金。这些利润随着证券化，衍生品交易和基金管理等日益复杂的中介活动而增长。然而，这些活动的大部分不是发生在个人或公司之间，而是发生在金融机构之间，对于公众所能理解和参与的正常经济体系而言，这几乎就是另一个封闭的世界。
因此，尽管金融部门的功能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层面都至关重要，但它的所作所为对公众来说已变得不透明。尽管个人、家庭、公司和国家做出的决定都受到金融市场的引导，但金融市场的运作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直观确认的，那就是随着美国金融业的扩张，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美国的金融体系，甚至开始效仿美国的金融制度时，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加剧了。金融资本在GDP中所占的份额随着企业高管和华尔街员工薪酬的增加而增加，而其他行业工人的工资却每况愈下。
在过去十年内，美国的基尼系数上升了26%。大规模裁员成为一种常规商业手段，而不是无计可施时的方法，退休保障成为了一种奢望，如果它不是完全不存在的话。财富不平等的现状变得越来越极端和疯狂，美国最富有的0. 1%的人拥有全国20%以上的财富。这种分布体现出了一种类似镀金时代所谓强盗贵族的统治地位(Saez & Zucma 2016)，但强盗贵族也许只能对特定地区的人民施加剥削和压力，而现在这些新兴贵族的势力范围甚至达到了火星之上。
于是，我们能发现一件极其搞笑的事情，那就是过去20年间美国贫富差距最小的时候，居然是08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然而，随着美联储和联邦政府为解决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货币政策，这个差距最终又被拉大了，资本家们的资产得以保留，而就业形势却开始岌岌可危。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过去40年的历史标着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变革性发展，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激增。
事实上，金融业的兴起是当代美国不平等加剧的一个根本原因，当代金融体系最具破坏性的后果，不仅仅是反复发生的金融危机，而是贫富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鸿沟。理解当代金融，就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更是理解当代社会不平等的现状与根源。
当然，我们不是第一个声称美国金融业崛起导致不平等的人。2011年秋，著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曾要求逮捕对2008年金融危机负责的金融家。收紧华尔街监管、禁止高频交易并对政治腐败展开调查，这些抗议者将严重的不平等归咎于纽约和华盛顿之间，或者金融和政治之间的旋转门。这种所谓的旋转门将政商之间的利益相互输送，形成了稳固的统治阶级，通常以政府部门领导人退休后被承诺的巨额佣金和企业位置为特征。
然而，任何缺乏有力的马克思理论支撑的运动，最终都是徒劳无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不例外。由于美国制度的天然缺陷，尽管两党都认识到经济不平等和政商旋转门是最重要的问题，尽管以特朗普为首的反建制派民粹主义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多次炮轰政商高层，并最终成为获胜方。
在这些严厉的批评和强大的反金融政治运动中，金融服务业的资金仍然不断膨胀，不平等现象仍然在持续扩大。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特朗普上台后，他大量使用激进的国际政治策略来掩盖国内的经济问题，因为他最开始发出的疑问，不光是他没法解决，本质上也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系统内的个体可以解决。
在当下，金融活动早已不局限于个人参与银行和投资以购买或管理他们的财富，他还包括公司、组织和政府通过金融和其活动之间的联系牟利。这些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也同样多样化，包括为当地企业服务的社区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同时从事零售、战略投资和投行业务的全球企业集团、专门从事利基市场的精品基金和投行以及商业保险、养老和社会保险和公司金融部门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所有这些金融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不同的议程，激励、资源和约束。
最终，随着金钱不断地转手，当代金融系统性地隐藏了资本主义的资源转移和剥削。从这一点来说，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尽管根本无法调整市场的规律乃至人间的善恶，但它在"看不见"这件事情上，做的是真的非常好。
同时，金融行业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只要一个系统足够复杂，足够贴合一个社会制度的运行规律，哪怕根本没有人能完全了解这个制度，他也可以完美地运行下去，并且几乎无法被在既定的框架内推翻。
因此，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金融专业人士究竟多么的邪恶、疯狂和罔顾法律，而是为什么即使是守法的银行家和基金经理，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将许多人置于危险境地。或者换句话来说，资产阶级法权是否还具有相对的时空可行性。当然，虽然我们可以同情民粹主义者的观点，即华尔街的过度收入是站不住脚的，但我们怀疑金融和不平等之间的联系比民粹主义者所认为的简单的过度贪婪和鲁莽更广泛和更深刻。
诚然，我们可以实施针对特定高收入群体的政策，如收入上限或累进税。但它远远不足以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因为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只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些税收不可能起作用。那就是为什么主张给富人征税的拜登和民主党能够获得大量巨富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拥有全球财产和公司网络的巨富有着足够强大的财政和法务团队，来帮他们在全球范围内避税所谓资本家的"东食西宿"指的就是这个。
当一个群体能够主动地撰写法律时，发起任何新的法律或者指责他们不遵守法律都不具有任何意义。也正因此，所有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的主张，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都是那么的可笑。我们要关注的是，他们是怎么走上这个一言九鼎的高位的？
这个问题我们恐怕要从四个方面来回答。
金融化转型：加速的资本主义
在21 世纪，美国的金融公司在全部私营公司总利润中所占的份额从15%上升到43%，尽管该部门只雇佣了美国6%的劳动力。这些利润都来自哪里?过去，银行的大部分收入都是通过贷出存款获得的，通过向储户支付低于向借款人收取的利率，银行在利率之间的"差价"中获利。
这种商业模式在1980年代开始改变，因为银行扩展到交易和一系列收费服务，例如证券化、财富管理、抵押和贷款处理、存款账户服务费(例如透支费)、信用卡服务、承销、并购、财务咨询和做市(例如IPO)。
总的来说，这些服务产生了非利息收入。20世纪80年代初期，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到10%，但其重要性在不断上升。在21世纪初期，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上升到35%以上。换句话说，超过三分之一的银行收入，特别是大型银行的收入，来自所谓的非传统银行活动。
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摩根大通的利息收入为520亿美元，而非利息收入为940 亿美元，是传统业务的接近两倍。其中一半来自投资银行和风险投资，四分之一来自证券市场的交易。新银行模式令人咋舌的商业优势，导致社会资源大量转移到金融部门，不仅从企业利润方面，而且从精英雇员的报酬方面。相关行业，如法律服务和会计，也从繁荣中获益。然而，这些非利息活动是否真正创造了与其成本相称的价值，一直受到质疑，尤其是在该行业一直由少数几家银行主导的情况下。
然而，这些收益代表了一种寻租行为，即一种没有相应利益的超额回报。它创造了以各种基金、银行、新型金融组织为首的过多的中介机构，这些中介从社会中榨取资源，却没有提供相应的经济利益，他们发明新的金融工具是只是为了满足所谓"尚未被满足"的需求，但大多数这些工具往往只服务于金融行业内部的运作。
最终，由于市场力量的集中，金融权力持有者开始掌握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公共政策的私人影响力。因此，金融公司及其精英员工积累了前所未有的资源，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凌驾于主权和人民之上的实际的主人。
不确定性的边缘化打工人时代
金融化除了将资源从经济中吸引到金融部门之外，还将非金融企业引向金融市场，从而破坏了资本主义世界里一个长期存在的底层框架，即所谓的CLA(The Capital-Labor Accord)资本-劳工协议。
资本-劳工协议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指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即罗斯福新政时期，所制度化的一系列生产关系，这个概念指的是企业拥有者，即资本家授予职业管理人员对企业决策的完全控制权。作为被永久隔绝出领导层的交换，工人得到了与生产率、改善的工作条件和高度的工作保障挂钩的实际报酬增长承诺，这个协议的政治学核心是资本主义世界面对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革命浪潮，以及自己内生性的大萧条所不得不做出的让步，也代表着相对脆弱的劳工联盟对资产阶级的绥靖。
罗斯福新政的劳工改革，例如失业保险、集体协商权、最长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即是CLA这个社会学概念的最强代表。作为资本主义的修正者，罗斯福的政治追随者们和凯恩斯学派认为，这项协议使得工人成为美国繁荣的关键驱动力。
然而，随着80年代新自由主义革命以来企业越来越多地关注股票市场的需求，劳动力的作用已经被边缘化了，这项绥靖协议的作用也在变得越来越弱。为了给股东带来最大的回报，美国公司采取了广泛的成本削减策略，从制造自动化到离岸和外包。除此之外，缩小企业规模、缩减员工、并入更大公司则是最常见的方式。这些策略中的许多都是金融机构提倡的，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并购、分拆和公司重组赚取可观的费用。
随着上世纪70年代的国际竞争加剧，加上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府利率放松管制，这些公司越来越开始停止思考如何改善它们的制造业或零售业产品以此来提高利润和奖励工人，而是将其金融部门扩展到租赁、贷款和抵押贷款市场，以提高利润和奖励股东、高管和新晋的金融人才。随着这些实业公司在利息和股息中获得的利润份额越来越大，甚至远超其主营业务，这些企业逐渐从原本的产品生产者，过渡成为实质上的金融贷款人和证券交易员。
然而，在企业管理理论上，金融持有本应该是反周期的对冲行为，这意味着企业需要在经济收缩时期持有更多的金融资产，然后在经济繁荣时期将这些资产变现，进而投资于生产性资产。然而，自80年代以来，金融持有量一直在持续增长，从占私企总资产的35%左右增长到一半以上.即使我们把金融公司排除在外，我们也会看到，在经济衰退之后，美国经济的金融控股比例从不到15%上升到30%以上。
同样，随着美国公司将重心从生产活动转向金融活动，购买金融资产而不是商店、工厂和机器，劳动力不再是创造利润的关键组成部分，从事生产性的工作的工人开始被大规模贬值。
除了将劳动力边缘化之外，金融业的兴起还将传统上集中在企业层面的经济不确定性推向了个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的大公司经常在多个产品市场上运营，在任何特定的市场上对冲不可预见的低迷风险，持久的雇佣合同为工人提供了普升机会、健康、养老金和其他福利，不受特定产品或部门风险的影响。
然而，自80年代以来，金融财团一直在向企业施压，要求它们只专注于盈利能力最强的业务，将风险和收益集中在基金层面，而不是公司层面。因此，美国公司在突然的经济衰退面前变得更加脆弱，为了应对这种增加的风险，金融专业人士建议企业重新配置他们的雇佣关系，从长期安排转变为强调灵活性的安排。员工开始被视为独立的外部的存在，而不是公司的成员或利益相关者。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应急就业安排，他们承诺工人会降低工人的工作时间，但要求他们随时待命。本质上，这仍然是换汤不换药的。
除此之外，企业的薪酬原则也发生了变化，从维持长期雇佣关系的公平工资模式(Fair-Wage Model)转变为将工资和就业与利润联系起来的责任连带模式(Contingent Model)。这意味着，更多的工人参与了绩效薪酬计划，而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们所在部门的份额在利润方面落后，他们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他们的薪酬，就发发可危了。
可以说，金融剥离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本来还存在的脆弱的相互依赖，它削弱了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放大了资本对剩余工人的剥削能力。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源流向贷款、投机交易和股东回报，中低层工人的收入增长将越来越放缓。因此，劳动力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减少了，而高层管理的薪酬却飙升了。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将不断激化。
最后，就连劳动者的最后一丝退路，那就是退休福利金，也从一种确定性的安全保障开始转为依赖金融市场表现的所谓"风险性资产"。这意味着，如果那个操盘你所处的退休基金的基金经理失误了，许多人可能终生的努力都将颗粒无收，而你将没有任何办法申诉。
问题是，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转变呢？原因是，退休金金融化将惠及那些能够承受波动的高薪职业经理人，尤其是那些具有决策权的高管们，他们可不会把自己的退休金放在和公司其他几千个员工一起的基金池子里去承担风险。相反，他们只是把这个退休基金池子，当做是自己在金融市场上的一个谈判筹码。因为它们可以选择由哪个基金来负责这笔资产，这将是他们谋取自身福利的谈判筹码之一。
随着退休和福利金融化逐渐取代固定收益养老金成为私营部门的默认设置，所谓共同基金和退休账户的新制度蓬勃发展，这种新的退休制度充许工人在不同的雇主之间转移时带来福利。这在工作越来越不稳定的情况下很有帮助，但这种策略将工人的经济前景与金融市场的波动联系在一起。家庭开始必须对自己地退休基金负责，同时，如果你没有做出正确的投资决定，整个社会将不具备任何兜底措施。然而，退休基金本不就应该是一种兜底措施吗？因此，在美国，退休不再是一个年龄而是一种经济状况，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经济出现危机时，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不得不提前兑现他们的退休账户以支付紧急开支。
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那些还有着自己的退休账户的人还算是幸运的，大约一半的美国工人在退休计划方面既没有固定收益计划，也没有固定缴款计划，这一比例在千禧一代中下降到三分之一。相反，富裕家庭将越来越多的财产分配给金融资产，他们从中受益。
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资源来缓冲经济低迷，而且可以从金融化中获得大量收益。不过，唯一确定的赢家是财务顾问、基金经理和凌驾于工作者之上的公司实际控制人，他们每年从这些储蓄中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或者使用这巨大的基金池子为自己谋利，并且不必在出现巨额亏损时付出代价，而那些被他们牺牲的低收入工人们，则有可能最终只能被迫借贷来满足他们退休后的需求(Morduch and Schneider 2017)，这相当于又将他们进一步推向了金融市场所提出的各种"优惠服务"。
于是乎，所谓，"原子化风险机制"和"规训式新自由主义社会"也就在金融操手的"努力"之下应运而生了。
为什么职场越来越残酷了？
可以说，退休金金融化和所谓"灵活性雇佣原则"将经济风险向个人逐渐转移，并最终撕裂了劳动力市场本就巨大的鸿沟。然而，可悲的是，原本是金融化害了普通的劳动者，而劳动者在这样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世界里，最终能求救的还是那些大金融公司，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悲哀和讽刺之处。
无数的研究报告表明，随着公司泛金融化的程度日益增长，家庭和个人一级的金融产品消费也在随之增长。从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上来说，金融信贷产品的扩张理应缩小家庭之间的消费不平等，并帮助人们在整个一生的过程中缓和波动。然而，在现实中，它却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
原因是，债务所造成的后果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存在巨大差异，丰富的信贷为富裕家庭提供了，以低成本进行投资或满足短期金融需求的机会，而中等收入家庭承受着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将限制他们的投资和储蓄能力。最后，低收入家庭要么得不到信贷，要么面临极高的利率，这种利率不仅阻止储蓄，还使穷人陷入债务偿还周期。
从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属于最后一类：即无法偿还债务者。这意味着，许多家庭已经实质上破产、资不抵债。同时，最令人愤怒的是，在这个原子化的风险机制中，金融失败往往被归因于个人缺乏能力或心性，工人被市场要求对自己进行自我教育，提高他们的金融知识；甚至是对自己进行道德和心智上的规训，对复杂的股市和金融环境的判断失误，甚至可以被看做是一种人格上的缺陷。所谓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和金融自助(Financial Self-Help)已经成为当今的流行语，这也就不难解释各种所谓财经和金融自媒体的盛行了。
本质上，它们都是寄生于这庞大金融吸血鬼体系的秃鹫。可以说，金融破坏了资本主义世界现有的绥靖式的社会机构和制度安排。在前金融化时代，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力量，往往愿意通过提供就业保障和可靠的健康和退休福利来缓冲经济风险，而工人们在无组织的条件下，绥靖式地接受了这些社会制度。
然而，这些制度是被"赐予"的，就好像英国最初对德国的绥靖一样，根本无法保证敌人不会再犯。因此，当资本不再依赖底层劳动力时，就业保障和退休福利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些保障措施的消失将不确定性从组织转移到了家庭，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开始依靠债务维持生计，依靠金融资产确保退休，这些金融产品不仅向金融部门输送更多的资源，而且进一步地剥削了底层工人。
贫困家庭由于所谓的"风险评级" 较高，"信用评级" 较低，必须支付最高的利息和费用，而富裕家庭或公司甚至可以靠从特定银行贷款而牟利。
资本绳下的傀儡主权
我们可以看到，代表着资本主义制度脱实向虚最后一步的金融化进程，在根本上促进了全球性不平等的加剧，并通过改变公司和工人的力量关系来谋取利益。然而仍然有大量政府和学者将这种不平等描绘成基于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和外生力量，这意味着它们发生在任何人的控制之外，却又是必然发生的，就好像自由市场的公理和原则一样颠扑不破和无可奈何，因此工人必须自己去适应它。甚至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适应这种变化是工人的"天职"。
然而，这些人选择性的忽略了，这些发展并不是在真空中展开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被捆绑在利维坦系统下的个人所注定的。人类开发了什么技术，签订了什么样的协议，将什么行业置于什么国家，如何规划下一代的职业和教育，这些事情都反映了现有利益、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最终汇总成独特的有语境的政治经济决策。因此，从来没有什么事情是"固定的"，而适应他们也更不是弱势群体的"天职"。这是资本家最常用的一种话术，使用它可以极其方便的消灭变革的可能性，而理解到底是什么人促成了这些变革，也是我们读懂金融化至关重要的一步。
1994年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政府签署了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表面上是为了通过取消签署国
之间的某些贸易关税，来促进农业、
纺织品和汽车制造业的贸易。
然而，
在实际上，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章，允许
在其他国家做生意的投资者
以政府于预可能损害其投资前景为由，在法律上挑战主权国家所制定的公共福利或经济金融规定。
虽然这些"投资者-国家"条款不允许外国投资者颠覆国家法律，
但它允许外国投资者从政府那里获得巨额赔偿，
从而逼迫政府修改具体法律。
正如记者威廉·格雷德所指出的，“第11张最令人不安的方面是其对财产权的广泛的定义
远远超出了美国法理学中的既定条款，
并有可能凌驾于国内法中的既定权利之上。”
政治学家们认为，
第11章提供了一个新自由主义式的制衡体系，
以遏制国际贸易中的主权权利，
并放大资本和企业的作用，
这个协定完美地体现了金融资本主义世界的本质，
那就是金融集团对政府、国家、主权和人民一次又一次毫不加掩饰的操纵、
嘲讽和篡权。
而作为政府的代表，
官员们往往对这种行为乐见其成，
因为他们本质并不是人民公仆，
而是资方代表。
举个例子来说，
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首席副总法律顾问，丹尼尔·普赖斯(Daniel Price)领导了美国的谈判，
并因起草了第11章中的投资者与国家条款而受到资方的普遍赞誉。
普莱斯后来向一位学术界人士解释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制约了单方面主权的过度行为，这是精心设计的”(Greder 2001)。
然而，不出所料的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后不久，普莱斯进入了私营部门，担任鲍威尔·戈德斯坦公司的贸易律师，并帮助发起了针对墨西哥的第11章诉讼，获得了巨量的资金回报。2002年，布什总统任命普莱斯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员小组成员。与此同时，普莱斯在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高调诉讼中代表私营企业。
2000年初，普莱斯代表消防员基金保险公司起诉墨西哥，同时游说美国政府为安联集团服务。金融大财团利益影响贸易协定的最新例子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这是美洲、亚洲和南太平洋地区12 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TPP旨在通过降低伙伴国之间的关税和向投资者开放金融市场来促进跨国贸易。然而，跨国资本联合起来游说和重塑这份协议，使其变得有利可图，其中就包括耐克、谷歌、好莱坞电影公司和几家大型的制药公司(Ho 2013)。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不是由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影响带来的，而是受到政商综合体所操控的。我们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好了，哪怕同为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受到60年代马克思左翼运动冲击并且避开冷战直接意识形态冲突的欧洲国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执政党，都必须向劳工进行妥协，而无法像在美国那样肆无忌惮。
就如切格瓦拉说的那样，他们对你们更好了，只因为我们来过。在欧洲，工人代表仍然能积极参与贸易谈判
并在监督公司决策的董事会任职，这些国家的工人补偿往往是在部门或行业一级集体安排的，这保证了公认的生活水平和更公平地分享企业收入。
相比之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阵营最顽固的意识形态阵地，它的有组织劳工在数量上和政治上都经历了严重的侵蚀。
- 在1960年代，大约三分之一的私营部门工人是工会成员，全国劳工联盟是参与制定工业和劳工政策的主要行动者。
- 20世纪70年代后期，私营部门工会工人的比例和数量迅速下降，自那时以来一直在稳步下降。
- 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州通过反工会立法，例如《工作权利法》，工会只保护每20个私营部门工人中的一个。工会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力，但他们在制定国家议程或公司薪酬做法方面的作用微不足道的。
然而，哪怕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哪怕不考虑工会所带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和解放可能性。一个在意识形态上被压制的工会是极其重要的劳动力市场机构，因为它有助于平衡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权力，压缩工人之间的横向和纵向工资分配不均。一个强大的工会确保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与其他工人的工资保持一致(Shin2014)。作为民主组织，工会也倾向于倡导薪酬制度，以促进团结和承诺。
因此，加入工会的工作场所的工资由公平和资历原则加权，这减少了各种形式的歧视。当工会权力减弱时，不仅仅是工会成员遭受损失，它还会损害非工会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当工会在美国占有重要地位时，它们要求更高的报酬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这迫使非工会企业改善其雇用条件以争取工人或避免工会化的威胁(Leicht 1989)。
社会学家布鲁斯·韦斯特和杰克·罗森菲尔德(2011)发现，在高度工会化的地区和行业中，非工会工人的工资不平等程度较低，这表明工会有助于使所有工人受益的公平薪酬规范制度化。劳工组织的解体还伴随着，诸如绩效工资和就业外包等象征着就业极端市场化的方案出现(Kalleberg 2011)，这削弱了工人的集体协商能力，扩大了不平等。
自从1982年的经济衰退以来，绩效工资因其所谓的效率而流行起来：这个系统根据工人的优点来奖励他们，并且最小化与生产力无关的薪酬。从雇主的角度来看，基于绩效的薪酬或晋升可以降低管理成本，避免所谓Free-Rider，即搭便车的问题。
对于从事销售和计件工作等某些"易于计算"活动的员工，绩效工资可能是一种明智的奖励方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绩效工作很难正确被统计。事实上，为了确保一个客观的"绩效"指标，许多计划侧重于直接的可量化的结果，这阻碍了工人进行依赖合作的，但难以衡量的经济任务。更直观的来说，在绩效工资下，个人的努力往往难以评估，主观判断以及社会偏见常常会影响到收入和赔偿。
宏观而言，绩效工资通过影响个人表现创造了一个福柯和社会达尔文式的工作场所。上世纪80年代，杰克·韦尔奇在通用电气率先采用了这种方法。他认为，只有通过奖励最具生产力的工人并剔除其他废物，公司才能取得成功。类似的排名系统已经被微软、谷歌和Facebook等公司采用，这些通常会导致员工之间的冲突增加，撕裂劳工集团内部的团结。
除了绩效工资，合同和临时人员也成为了常见的做法。许多公司现在不再雇用相对昂贵的员工，而是选择将某些职能分包出去或者按人工小时单位从临时人事机构"租用"员工。这些帮助机构雇佣的工人比例已经增长了五倍，从1980年代初期的不到0. 6%增长到现在的近3%。雇主使用这些"下岗"工人的比例，从1990年的0.5%增长到5.4%(Cappelli and Keller 2014)。
他们往往从事不积累人力资本的支持性工作，即无法学习到任何能进一步提升的职业技能；同时，他们获得的工资和福利低于普通雇员。这些新的工作安排尤其不利于中低技能工人，他们过去常常在大公司找到入门级职位，并在获得技能和内部知识后，利用公司内部晋升制度实现向上流动，大企业曾经是制度的平衡者，他们付给底层员工更多的工资作为对他们劳动力的投资。
然而，随着这些公司采用了更新的以纯粹市场为导向的做法，降低了这些工资，导致了更高的不平等(Cobband Lin 2017)。中低技能工作的外包也创造了，所谓的"强"公司和"弱"公司。前者创造了可观的利润，可以在少数员工之间分享；而后者则竞相提供低成本服务，如餐饮、清洁、人员配备和客服服务(Songetal 2018)。
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实践的共同主题是，它们将经济不确定性从企业转移到工人身上，并使用所谓"生物政治"地概念对员工进行规训，迫使员工剥离自己身体、意识和知识中无法快速转化为每个季度盈利和收入的部分。一旦员工不愿意接受这种规训或失败，市场原教旨理论便会将责任推卸至员工身上，将其视为残次品，这与传统的企业做法完全不同。
传统上，企业通过利用现金储备或用其他企业的利润补贴陷入困境的单位，来平息不可预见的经济衰退。而在今天，绩效工资和外包直接将工人暴露在市场的不确定性中，一些工人的收入与经济繁荣时期的业绩挂钩，或从新的就业做法中获得更多机会，这肯定会使他们受益，但个别工人往往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经济不确定性。
因此，这些趋势使他们的生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风险的分散削弱了工人相对于管理层的集体协商能力，绩效工资并不是让拥有相同利益的工人们团结起来，而是让工人们相互竞争。
因此，工作场所内部的冲突从雇主-雇员转移到"有生产力的" VS "无生产力的"工人。而分包合同和临时人员则成为了一群二等公民，他们对薪酬制定、工作场所政策和工作条件几乎没有议价权(Tomaskovi 2020高收入国家工作场所之间的不平等加剧)，他们不稳定的地位将他们与永久雇员区分开来，有效地阻止了所有工人形成一个与管理层谈判的强大阵线。
总的来说，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并不是非政治化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自然"结果，经济不平等不是为经济增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相反，不断扩大的经济鸿沟反映了经济组织方式和资源分配方式向金融业的深层次转变。
世纪变迁：百年幽灵
母庸置疑，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在过去40年里急剧上升，争论的焦点在于不平等加剧的事实意味着什么？不平等是否会促进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增长尚未确定，它的辩护者往往能提出逻辑上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但在证据上十分匮乏。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不平等具有各种不利影响，包括传播疾病、提高犯罪率、削弱社会凝聚力和信任，从而破坏政治稳定性和人民主权。
即使不平等确实促进了经济增长，代价是否过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平等的趋势是相当惊人的，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将顶级收入者的历史变迁和系列研究集中带出了学术界，带向了政策决定层和更广泛的大众领域，他们所关注的正是那些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人们所获得的巨大收益。
就分配而言，我们发现，在1980年至2016年金融化起飞之际，超过一半的劳动力面临薪酬停滞，只有那些处于工资分配前四分之一的员工经历了增长，但他们的增长也远远落后于国民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工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下降，从60%以上下降到54%以下。因此，如何在工人之间分配这一较小份额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主流经济学认为，这些发展是由于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和对体力劳动和日常工作的需求减弱所驱动的，部分原因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
然而，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政治进程，如削弱工会权力以及政策制度实践。比如就业安排的高度市场化和金融行业的去监管化和超主权化，这些都加剧了宏观发展的影响(Galbraith 2012)。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化通过三个相互交织的过程：1. 从非金融行业中榨取经济租金；2. 终结资本-协定；3. 将经济风险从国家和组织分散到家庭。 在总体上推动了不平等的发展。
115年前，美国社会学家豪沃思lra Howerth曾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出过这样一声疑问：那么，集中了如此多的权力和特权，对所有人的福礼至关重要的社会经济机构应该如何组织和运作，以便社会所有成员能够公正地分享其利益。时至今日，我们似乎仍然无法回答它，又或者，我们其实有办法回答，而那个答案就像是盘旋在人类社会上空的幽灵，它触及到了太多的利益，以至于甚至成为了不可言说的存在。但就像那幽灵所说的那样，一个事物遵循辩证法所发展的极限，就是以其赖以生存的力量来走向其最彻底的反面。
而当以促进人类科技和经济繁荣，而获得合法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彻底走向以纯粹的数字游戏为乐时，也许我们该知道，它的末日已经不远了，但我们必须让它快点，再快点，好让我们的灵魂死慢点，让我们的文明死慢点。